调机动性，草原族群逐渐向游牧国家演进；另一个更加强调稳固性，农耕族群逐渐向农耕国家演进。两者之间山地区域的那些曾经的畜牧族群，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拼机动性、战斗力不如草原族群，拼人力和物产又不如农耕族群，逐渐被两边的强敌吞并了。

比如历史上的山戎，在考古学家那里叫作夏家店上层文化人群，而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就是和石峁文化人群有冲突的东北族群，山戎是其后续，是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政权。在东周时期，强大的山戎曾经把燕国等北方诸侯国打得很惨，直到春秋首霸齐桓公挺身而出，号召东周列国“尊王攘夷”，九合诸侯，向北驱逐山戎。山戎很可能是在中原王朝与草原游牧政权的夹击下灭亡的，此后那片区域崛起了一个游牧政权—东胡。

另一个更靠近中原的山地区域政权是孤竹，其曾经长期盘踞在燕山山脉南北和太行山一带，也是中原王朝的重点打击对象。齐桓公讨伐孤竹后回师，却迷路了，于是依靠老马的记忆力找到了道路，这就是“老马识途”的典故由来。?完′本,神*站* *首,发*

基因研究也反映了山地区域族群的尴尬境地。比如在内蒙古靠近陕西边界的朱开沟遗址，年代为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3500年前。通过对该遗址中出土的古人牙齿进行DNA鉴定，发现其主要是亚洲东部的人群基因型，尤以中国北方和中部的基因型为主。在那个年代，朱开沟地区的人群可能从事的是畜牧经济，从基因型上看，他们与南面的中原地区人群很相似。

在朱开沟遗址向东不远处还有另一处遗址，大概属于东周晚期也就是战国时期的遗址。从基因分析看，这个后来的遗址人群的基因型延续了朱开沟人群的基因型。但是，从当地的墓葬看，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丧葬风格：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东，另一类墓葬中墓主头向北。考古学家推测，前一类墓葬可能属于游牧族群丧葬风格，而后一类墓葬可能属于中原族群丧葬风格。这表明南北方的农耕政权和游牧政权的文化都对这个中间地带施加了影响力。

所以，华夏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是如何在人们的心中形成的呢？

因有四邻，始有中国。

为了抵御四面八方与本族群文化不同的其他族群，尤其是北方、西方强大的游牧族群，华夏族群的“中国”概念形成了。中国与四邻有着经济和政权模式的本质区别，从而导致了文化与文明的差异。如果把目光放长远、放广阔，我们会发现，文化中国的产生，既是中华大地族群自身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西北地区乃至整个欧亚草原带变革传导而来的力量使然。

这就是欧亚大陆上的蝴蝶效应，那时的欧亚大陆已经紧密联系，没有哪个区域是孤岛。

族群扩张：从生物基因到文化基因

从距今4000多年前到距今2000多年前，“短短的”2000年里，整个欧亚大陆就从诗意的旷野变成了拥挤的闹市，不论是在适宜农耕的平原和盆地，还是在适宜游牧的草原、适宜渔猎的丛林，每个族群的人口都实现了大量增加，整块大陆上的族群摩肩接踵、摩擦不断。

从基因角度看这段岁月，我们的祖先们以族群为单位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扩展着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其过程明显可以分为前后相继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基因扩展模式就是本书第二章 所说的“填空模式”。在大陆上还有许多渺无人烟的处女地时，族群的扩展基本上是填补自然环境中的空白，从事农耕或畜牧的族群迁徙到没有其他人类占据的新空间中，把那里变成自己的家园。当然，说那些处女地完全没有人烟，并不是很准确。狩猎采集人群也曾经广布整个大陆，只是他们的人口密度太小，族群规模也很小。所以，在农耕族群和畜牧族群闯入他们的空间时，人数过少的狩猎采集者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要么远遁山林更深处。

在“填空模式”下，一块新空间的族群基因是与他们的故乡族群一致的，至少短期内是一致的。族群与族群之间有着较为分明的基因型差别，分子生物学家也很容易追踪这些族群的起源地。由于起源地不同，族群扩张时继承着各自的文化，因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文化差别也很大。克里木齐人南下罗布泊之举基本上可以算是这种模式的扩展。

第二种基因扩展模式是“群体替代模式”。此时渺无人烟的处女地已经很难寻到了，每一块区域都有族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