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只是族群有大有小，族群的文化各不相同。族群之间还很陌生，交往很少，文化差异甚至语言差异很大，于是族群与族群之间会视对方为无法沟通的“异类”。在自然环境变化的压力下，或者纯粹为了争夺更好的生存环境，强大的族群会去侵占弱小族群的生存空间。很多弱小的族群要么被消灭，要么被驱赶到其他的区域，鸠占鹊巢，该空间的族群发生了替代。

在“群体替代模式”下，空间的族群基因发生了替代，从原来的原住民基因型变成了新居民基因型。也许有极少量的弱小族群成员被强大族群接纳，但是由于人口基数相差很大，社会地位也相差很大，这极少量成员没有或者很少有后代，他们并未给强大族群的基因库增添什么新基因型。奥库涅夫人驱赶克里木齐人、卡拉苏克人驱赶阿尔泰部落的过程，大体上属于这种模式。

第三种基因扩展模式是“上层更换模式”，此时各个族群都有相当多的人口，彼此之间也有所了解，不论是语言、文化还是经济，都有一定的交流存在。族群与族群之间的战争是靠专业化的军事力量来进行的，最终某个族群的政权被推翻，过去的上层王族、贵族更换为新的上层王族、贵族，而其下的黎民百姓仍然还留在原地，接受新统治阶层的管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一个区域的基因型变化会比较复杂。底层广大民众的基因型会保持不变，而上层统治者的基因型可能会发生更换，并且与底层民众的基因型不一样。也有可能，新的统治者与旧的统治者本来就基因相近，这时候政权更迭甚至不会带来基因型的变化，不论是上层王族、贵族还是下层民众。这个时候，发生变化的是文化基因，而不是生物基因。

文化基因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半个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仿照基因（gene）提出一个新词—谜米（meme），用来描述“文化的复制基因”。在他看来，文化上的一个观念、一种行为在人群中被模仿、被传播并流行开来的过程，其实与生物学上的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遗传和传播的过程十分相似，不同谜米即文化基因之间的生存竞争关系，也与生物基因之间的竞争在原理上类似。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萌生出各种各样的文化时，这种文化基因的竞争也就产生了。

在“上层更换模式”下，生物基因的更换可能是较少的，但文化基因的更换可能更为重要，对于族群的影响更大。因此，当古代社会迈入人口众多的族群相互竞争的时代时，文化基因之间的竞争就成为主流。某一族群、政权与其他族群、政权之间的分野，可能并不是生物基因，而是文化基因。

以中原地区的族群扩张为例，当农业养活了更多人口时，农耕族群开始向有耕种潜力的空旷区域一拨拨地扩张，他们或者携带着北方的粟、黍等作物，携带着南方的水稻等作物，或者携带着西方传来的小麦、大麦，走向新的原野并将其改造成农耕区。这个时候基因的流动是“填空模式”。当各种文化族群并立而起，开始争抢比较好的资源环境时，就进入了“群体替代模式”，比如中原一些强势文化的对外拓殖群体对于南方或北方山区一些弱小族群的驱赶。

再往后，像周朝取代商朝这样的历史事件，就呈现出“上层更换模式”的特征。周朝以小邦掀翻大邦，原来的商朝统治者换成了周朝统治者，而商朝的底层民众成了周朝的底层民众，他们该种地的还是种地，该畜牧的还是畜牧。从基因上讲，也许周朝的上层会给中原地区注入一些西北地区的基因型，但其实这种基因的交流早在周朝取代商朝之前就已经开启了。中原地区族群的生物基因变化很小，真正改变的是文化基因，周的宗族礼仪文化逐渐确立，并替代了商的那种包含鬼神信仰的文化，然后逐步强化了中原地区乃至更广阔区域的族群的“中国”文化认同。

处在春秋时期的孔子评论管仲的言论，生动地表达了当时贵族阶层的文化认同观念。根据《论语》记录，子贡对孔子说，管仲不能算仁者吧？齐桓公杀了管仲原来的君主公子纠，管仲却不去殉死，反而辅佐了齐桓公。孔子回答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于各路诸侯，匡正天下秩序，民众至今都享受着管仲的恩惠。“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了。）

孔子最在乎的是头发是束着的还是散开的，衣服是向左开襟还是向右开襟，这就是族群的文化认同，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贵族最为珍视的，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