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然后老所长跟他交流了养生，老吴则介绍了自己在东南亚几处海滩胜地的见闻，“都他妈大洋马，扒开屁股才能找着裤衩儿”。又过了几天，所里传达通知，杜湘东结束了短期轮岗，重新回监舍工作。可见对于他这个“老人儿”，所里还是留着三分面子的。

杜湘东却表示：“我就留在登记处吧。”

新所长以为他还在闹情绪，安抚道：“杜哥，工作离不开您。再说您当年不都是主动申请到一线、到困难的岗位上去吗？这个传统得发扬啊。”

杜湘东说：“当年是当年，现在就想图个舒服。”

他说的是实话。至此，杜湘东已经目睹许文革实现了他的全套计划：随着法制进步，当年的案子如能拖到今天再审，对罪犯是极其有利的，再加上自首和立功等因素，许文革只需要坐上不长时间的牢，就能以很小的代价洗白自己——而恰恰是因为“发了”，今非昔比了，许文革才无比迫切地渴望洗白。如果说许文革是一个幽灵的话，那么他是一个随时准备回到阳光之下的幽灵。某个年月把他从人变成了鬼，但在随后的年月里，他又从鬼变成了人。这么想着，杜湘东仿佛又身处在矿井深处，和许文革一起经历着黑暗中的天崩地裂。他仿佛还看到，当井下所有人都在仓皇失措时，许文革的眼里却闪烁着孤注一掷的光芒。许文革早就开始设计他的计划了，并为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再反观自己，却全然是一个懵懂的、被动的人，他只配被人牵着鼻子走。如果说当年的杜湘东只是承认了失败，那么现在，他还感到了彻骨的乏力。

于是他不仅从管教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进而还变成了这样一副形象：骑一辆破烂自行车，后座上斜插着一根劣质鱼竿。如果离近了，能闻见他身上酒厂起糟的味儿更浓了，还能听见他的怀里有只蝈蝈正在吱吱乱叫，听那五音不全的调门儿，好像也被熏醉了。如此全副武装的杜湘东从宿舍出发，或者找河边清静的地方下竿儿，或者到山脚下给蝈蝈挖野菜，或者去为下岗女工刘芬芳的冷饮摊上货，总之难得到所里照个面。对于单位，他有一种很公平的态度：“我不烦他们，他们丫的也别烦我。”而现在，别说领导了，就连交情不错的几个小伙子也对他敬而远之。大家除了觉得跟他混在一起“影响不好”以外，仿佛还害怕从他那儿沾到什么晦气。人们对他的称呼也变了，从“杜哥”升级成了“杜爷”。这个“爷”当然不是“爷爷孙子”的“爷”，而是“北京大爷”的“爷”。定居郊县十几年，杜湘东终于混成了一个别人眼里的北京人。

“你堕落了。”另一个北京人刘芬芳抱怨道。

“我不早这样了嘛。”杜湘东回答。

“那你就是越来越堕落了。”刘芬芳又说。

杜湘东不忿：“难道我就没有堕落的权利吗？”

听他这么反问，刘芬芳就没话好说了。也许她还在心里做了一番权衡：比之于奋发的杜湘东，堕落的杜湘东才是适合于当丈夫的。况且一个穷人，能在堕落这事儿上拥有多大的资本和想象力？毕竟不赌嘛，毕竟不养女人嘛，毕竟还知道给家里干点活儿嘛。那么堕落就何止是天赋人权，简直是值得提倡的了。而刘芬芳没话好说，杜湘东也就失去了对堕落进行深入阐述的机会。那种反思只能在暗地里进行：如果说以前堕落，是因为不知道许文革身在何方，那么现在堕落，不妨可以算是他为了适应“许文革回来了”这一现状所做的努力。表面上是同一种堕落，骨子里却有不同的内涵。

如此说来，即使到了今天这步田地，许文革仍然还在萦绕着他，纠缠着他，改造着他！这个发现将杜湘东吓出了一身冷汗。

而此后的两件事，让他不得不承认确实如此。

第一件事发生在半年以后。那天晌午，杜湘东照例出门，自行车后座的鱼竿上挑了一只等待收纳战果的塑料袋，迎风一抖，如同旗帜，上书五个大字：维纳斯妇科。这阵子刘芬芳在闹妇女问题，小肚子疼，正好听说县城有家私营医院开业酬宾，免费门诊，便去看了一趟。杜湘东骑过看守所正门，忽听有人叫他。那声音钻进耳朵里，既刺耳又隔阂，偏又似曾相识。一歪头，就看见门前停了一辆大切诺基，车里跳下了那位上警校时总跟他较劲的同学。同学还在干刑警，因为破过几桩震惊全国的大案，现在已经升了某个城区刑侦支队的一把手了。这些消息也是在新闻里得知的。

杜湘东溜车过去，像狗撒尿似的一脚蹬在大切诺基的轮毂上，用同学当年的口气打招呼：“哟，稀客呀。”

然后他才眨了眨眼，略感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