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刚参加工作时的三年之约，比起越狱事件之后六年有余的屈辱和困顿，接踵而至的五年简直像打了个盹儿还没睁眼就滑过去了。再换个比喻，以前也说日子快，快得像狗撵，那么后来就像疯狗在撵了。好像除了“快”本身，生活已经不再值得感慨。

当然，这只是杜湘东的个人感受罢了，因其过于主观，所以并不具有代表性。要是逐一盘点，他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的生活变化之重大。譬如变化之一，是刘芬芳下岗了。其实对于这一天，不光是杜湘东，就连刘芬芳也早有心理准备。食品公司每况愈下，冰棍儿汽水早已停产，冷库里的猪头猪腿猪下水也在亏本经营，于是领导们关起门来一合计，索性来了个处理大包圆儿，连猪带人一块儿甩给了外商。而外商也不傻，表示猪可以要，人不能留。双方在谈判桌上打了很久的消耗战，等到敲定改制方案，必须公布下岗名单时，却又不约而同地采取闪电战。那天刘芬芳和她的姐妹们刚转移完猪腿，就被勒令去签协议，领买断工龄的钱。人家还告诉她们，再过不久厂子就没了，要是不签，连这点儿钱也领不到。

偏在这时，刘芬芳家里又出了情况。她的一个弟弟急着结婚，另一个弟弟怕吃亏，也扯来个女的要结婚。兄弟俩瓜分完宣武区那套平房的里外间，便把父母送给了二姐。二姐没结婚，房子宽敞，还雇着保姆，再加上越有钱越对家里有愧的心理，即便不是女儿的责任也应承了下来。但这样一来，却显得刘芬芳多余了——没人需要她伺候了。刘芬芳只好卷着铺盖回到郊县，她觉得自己是被厂里和家里榨干之后扔出去的，这种心情也决定了她不会给杜湘东好脸色看。因此，杜湘东生活中的第二个变化虽然是与刘芬芳结束分居，但却感受不到夫妻团圆的喜悦。他必须时刻准备聆听刘芬芳那更加漫长、频繁、恶狠狠的抱怨，抱怨的内容则直指第三个变化，即：他们已经沦为标准意义上的“穷人”。

平心而论，如果纵向比较，他们的生活水平一直都在提高，筒子楼单间里添置了电视、洗衣机、窗式空调，算是基本完成了一间陋室的现代化。但这番现代化的进程却伴随着一轮又一轮的节衣缩食和忍辱负重。连单门冰柜都是刘芬芳她二姐的公司用剩下的，为了把那个号称八成新的西门子牌铁箱子搬回家，杜湘东借了辆板儿车，愣是从二环边儿上蹬出了城外。路上正好碰上城管查抄无照摊贩，看见他四脖子汗流的模样，还以为是个收旧电器的，二话不说把他连人带冰柜扔上了卡车。他挤在一群卖菜的、卖袜子的以及抱着孩子卖黄色光盘的妇女中间，一直坐到看押点，这才申明自己是一警察。人家自然不信，管他要证件，证件却没在身上，于是又给单位打电话。验明正身后，协管员露出了伪军打了皇军的尴尬，连称“误会”，又哭笑不得地问：“您怎么不早说呀？”

杜湘东回答：“蹬累了，想蹭段儿你们的车。”

作为一名穷人，这是你能占到的少数便宜之一，而一旦既坦然又处心积虑地去占这种便宜，也说明你从困惑阶段转入了适应阶段。这桩误会的解决方案，是城管方面派了一辆小卡车，把杜湘东和他的板儿车、冰柜一起送回了郊县。经过看守所正门，刚好遇到当班的同事们去吃晚饭，大家嘻嘻哈哈地笑看杜湘东如何智取城管。这时所里的人员构成也发生了巨变：老吴那代从“革命时期”过来的管教纷纷退休，接替上来的都是从警校分过来的大学生，有许多学历比杜湘东还高，正经八百的四年全日制本科毕业。这些年轻人穿着与国际接轨的99式警服，像当年的他一样身材挺拔，面露英气。车停下，两个跟他关系不错的小伙子绕到后面问：“杜哥，帮您把东西抬上去？”

杜湘东却没答应。他歪着屁股坐在车斗上，朝前方的后视镜里照了一照。在刚才的那一瞬间，他突然发现年轻同事们看他的目光是似曾相识的。在哪里见过呢？其实并没有“见”过，那是若干年前自己看待老吴的眼神：虽然亲热，但又不屑、怜悯，同时还夹杂着几分无可奈何。现在，人家也把他当老吴看了，而且在年岁上比老吴还要提前了。微微鼓起的后视镜里映出了一张滑稽变形的脸，两腮深陷，额头皱纹交错，被风吹乱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除了牙齿尚在，他的面貌和做派都在活脱脱地向着老吴那个方向飞奔。

记得老吴退休时，反倒是扬眉吐气的。他在平谷的几间大瓦房喜迎拆迁，又利用老婆家在延庆的种菜大棚开了个采摘园。随着城市的大干快上，地广人稀的郊区冒出了一批土财主，他们举着小旗到国外豪迈地吐痰，他们开着进口汽车盘踞在村口拉黑活儿，他们在床底下藏了大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