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以至于钱都长绿毛了，而老吴三生有幸地混成了他们中间的一员。对于故人，老吴是懂得藏富的，直到离开的前夕，他才对那些嘲弄过他、鄙夷过他的同事宣布：“我他妈跟你们才不是一个阶级哪。”

但与杜湘东告别时，老吴却仿佛流露出了一丝忧伤。在办公室里，他抄起窗台上的半瓶白酒，自己先吱溜一口，又把淡绿色的酒瓶递给杜湘东，杜湘东便也吱溜一口。吱溜完，老吴拍了拍杜湘东的肩膀：“这些年给你添麻烦了。”

杜湘东说：“哪儿的话。”

老吴说：“你好好儿的。”

杜湘东说：“好好儿的。”

老吴又说：“别想那事儿了。”

杜湘东说：“不想了。”

没过半年，所长也离开了所里。倒不是退休，而是肩膀上的旧伤复发，手榴弹弹片钻进肩胛骨压迫了神经，一到阴天就疼得直打滚儿，上面体恤干部，给安排了个调研员的闲职，基本上是在家养着了。走的时候又赶上下雨，所以所长是用担架抬出办公楼的，只能躺着与同事们一一握手。握到杜湘东，所长虽然满头大汗，但还是格外加了把力，将他拽近了，颤巍巍道：“耽误你了，我有责任。”

杜湘东说：“您别这么说。没您保着，我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所长又说的话，却与老吴如出一辙：“别想那事儿了。”

杜湘东再次保证：“不想了。”

当年偷偷跑到大同，没抓着许文革又牵扯进了一起矿难，当地政府把电话打到了市局，询问杜湘东是什么身份、执行的是什么任务。一问才知道他是在管辖权之外私自展开调查，弄得上级很被动，还是所长求了局里，好说歹说才把对方的抗议搪塞过去。而既然两位老同志临走前都专门劝他，杜湘东实在不好意思辜负人家的苦口婆心，便也决定“不想了”。他现在需要做的，是深入贯彻一种全新的生活态度。

比如那个单门冷柜，他就没让同事帮他搬到楼上，而是摆在了看守所大门正对面的河岸上。那里有个近两年才形成的小集市，做的是前来探监的家属的生意，有卖鸡蛋灌饼的，有卖劣质服装的，还有代写申诉材料的，但就是没有卖冷饮的，因为找不到冷柜电源。这可难不倒所里的“自己人”，杜湘东找了个旧接线板，又从传达室扯出来一截电线，下岗女工刘芬芳就可以奋发图强、自谋生路了。为了招徕顾客，刘芬芳又管她二姐要了个淘汰的音箱喇叭，循环播放着歌曲《从头再来》。这歌声不仅激励着她，好像也在激励着一墙之隔的犯人。而郊县现在也开始整治市容市貌了，对于路边的无照摊贩，隔三岔五也有城管查抄。城管一来，其他小贩望风而逃，只有刘芬芳岿然不动。她的大喇叭仍然引吭高歌，杜湘东则带了几个小兄弟围坐在冷柜旁，都穿着警服，手里举着冰棍和啤酒，挑衅地面对执法人员。有了警察“罩着”，刘芬芳不仅可以夏天卖冰棍，秋天卖水果，冬天还可以支个电炉子，卖鸭肉冒充的羊肉串。她一年到头都能从头再来，这点儿小小的特权终于令她对杜湘东感到了一丝欣慰，但表达欣慰的口吻还是嫌弃的、抱怨的：“总算沾着你的光了。”

这么说时，杜湘东正坐在小马扎上发呆，浑身洋溢着一股酒气。现在的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上班磨洋工，还把老吴的爱好继承了下来，窗台上的半瓶白酒永远不见底，隔一会儿就吱溜一口。所以到了傍晚时分，人常常已经“高”了。耷拉着昏昏沉沉的脑袋，他好像没听见刘芬芳的话，只是望着夕阳之下的河水。上游在开发旅游，这条河也得到了治理，还和山里的水系连接了起来，景致变得颇为潋滟。逝者如斯，仿佛没人记得河床还有干涸的时候，更难记得在那河床里，曾有人亡命奔逃，有人冒死追逐。

刘芬芳又说：“晚上洗洗，多打香胰子去去味儿，我也让你沾个光。”

杜湘东仍然置若罔闻，眼皮上落了个苍蝇也不轰。

刘芬芳就有些气恼，她用穿鸭肉的签子扎了杜湘东一下：“你是死人呀你。”

一激灵，死人就活了。杜湘东揉着脖子扭头，正待感谢刘芬芳的恩赐，恰好瞥见了驶向看守所正门的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蓝白条的警车，这并不奇怪，大约是各派出所和支队往所里送人的。既然犯罪和逮捕都不挑时候，看守所在下班时间也得随时等待接收犯人。后面亦步亦趋的却是一辆硕大无朋的奔驰，这就有点与众不同了。两车依次停下，奔驰车里跳下两个男人，一个西装笔挺，手拎公文包，另一个年轻许多，打扮得花里胡哨，还染了一脑袋黄毛，走路却一拐一拐的。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