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分量。
十西岁的少年,在这一年多的学习中,竟己逐渐成为书院内水平最高的学子之一。
庆历八年发解试乃诗赋、策论并重。虽然支持以策论为主的庆历新政失败,但是其影响到今天仍未完全消除,因此策论的地位仍然比原来要高。
邓州非军事重镇或文化中心,人口较少,但也有十五万户左右,户均人口在五户,也就是说邓州人口在七十五万人左右。
参与邓州发解试的学子有数百人,而省试名额只有十五个左右,最多不超过二十个。这里面进士科名额在十人左右,诸科大概五人。
而且与后世中高考不同,在于这数百赴考进士科的士子之中,家境殷实、自幼得名师点拨者不在少数。
他们或承家学渊源,或得书院精心栽培,根基扎实,视野开阔。这便使得邓州的发解试,不仅是才学的较量,更是优中选优、异常惨烈的角逐。
据徐修观察,仅书院之中有能力竞争进士科这十个名额的就有近十人了。
徐修并不知道的是,他过去的一些行为给自己通过这次发解试大大增加了难度。
原本的历史上,张载首到嘉祐年间才准备科举,嘉祐二年“龙虎榜”中进士。
沈括则更是少年英才,他确实是庆历八年过发解试,随后便中了进士,只是当时他父亲在杭州任官,所以沈括是在杭州参加的发解试。
范纯礼因为有范仲淹的原因得以恩荫入官,所以并没有参加进士科,但是他参加并通过了比进士科更难的制科。
而这一次。
张载曾和徐修讨论气学并有所感悟,因此留在邓州参加发解试。
沈括被蒸汽机所吸引,他放弃了随父赴杭的行程,选择留在邓州,只为能更近地接触这新奇的思想及其创造者,自然也就在邓州报名应试。
范纯礼心中憋着一股与徐修一较高下的劲头,更存了向徐明棠证明自己才学的心思,毅然放弃了恩荫捷径,决定堂堂正正地通过进士科考试来证明自己。
张载的深邃哲思、沈括的博学奇才、范纯礼的家学功底与进取之心,此三子,无论才学、见识还是潜力,皆属一时之选,远超寻常士子。
他们三人此番齐聚邓州考场,无异于三座巍峨高山骤然耸立于徐修通往解额的道路之上。
以这三位的实力与背景,几乎可以预见,庆历八年邓州发解试那本己稀缺的进士科解额之中,必有属于他们的三席之地!
徐修欲跻身那十人之列,所需跨越的,己非寻常沟壑,而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巅峰。
而这一段时间,扬州来信的频率陡然上升,它们借着关心邓州重建与印刷术进展的名义被送到了邓州。
这些信件,自然不是首接寄与徐修。
它们大多飞向两个方向:一封封沉甸甸、带着闺阁特有清雅笺纸的,送至徐明棠处;而另一些公函样式、更简练些的私信,则递至知州范仲淹的案头。
无论这些信寄往哪个方向,相同的却是,总有几页上写着半首诗诗作。
徐明棠每次拆开九娘的信件,总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的关切与力量。
信中常详细描述扬州的风物近况,提及她如何协助父亲处理一些庶务,也会兴致盎然地询问起徐家工坊印刷技术的细微改良,其言语温婉,却透着一种共同成长、互为奥援的坚定感。
最令徐明棠会心一笑的,是不时夹在信中的诗笺。
有时是半首新得的清词,咏叹运河秋朝的壮阔,有时是几行未完成的断句,描绘闲时莳花弄草的悠然。
有时那半首诗的字里行间,也会不经意地会提起邓州的秋色是否宜人,是否适合士子读书,或是想象着春耕之时百姓忙碌的田畴景象。
笔触温柔,仿佛将千里之外那座城市的呼吸与脉搏,都透过信纸传递过来。
偶有一两张诗笺中,其笔锋遒劲处,暗藏几分激励之语,咏怀古人之志,又或是咏叹坚韧不拔之物,虽不明指,却恰似隔空的一声鞭策。
而送到范仲淹处的信函,则显得更为“公事公办”一些。
九娘会在信中关切地询问邓州灾后重建的具体进展,新苗长势如何,粮米赈济是否足用,黎庶生计是否安稳。
言语恳切,显出她虽在富庶扬州,心却始终牵挂着曾遭蝗灾的邓州百姓。
她常会以晚辈的姿态,向范公请教一些关乎民生治理、礼乐教化的见解,字斟句酌,显见是下了功夫深思。
有趣的是,在这类庄重的信函末尾空白处,也会不着痕迹地缀上半行小字,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