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居住，在洛地祭祀”。而且从句式上分析，“宅兹中国”和“自兹乂民”应该是同类句式，后面的“乂”字是治理、安定的动词含义，因此前面的“中”应该也是动词含义，表示祭祀。在商周时期，维系族群精神的祭祀仪式几乎是头等大事。从周武王根据周人的上天信仰，选择洛地作为未来都城的修建地点来看，把“中国”理解成“在洛地祭祀”可能更为合理。

所以，何尊铭文反映的是周灭商后周朝上层的国家内部建设，当时刚刚经历了剧烈的改朝换代，国内局势仍然不稳定。铭文中一句“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就反映了胜利来之不易，是以蛇吞象，显然巩固胜利也并非易事。周朝王室必须设法把贵族们紧紧凝聚在一起。周朝充分发扬了中华文明的根基—祖先崇拜传统，建立了影响深远的宗法制度，设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层，宗族内部根据嫡长子继承制设有大宗和小宗之别，让贵族们各自明白自己的地位。根据地位的不同，能够享受的祭祀级别也不同。

这就是周朝的“安内”。安内的同时，周朝还要“攘外”，抵御来自周边的越来越强烈的侵扰，明确本族群、本国与外族群、外国的界线。

其实，在商朝中后期，商人就已经感受到北方、西方其他族群的威胁。商朝的边境经常受到敌人的骚扰，比如在一片甲骨上记载，有一天“工方”入侵商朝，劫掠人口。又一天，卜师问商王，接下来会平安吗？商王看了卜骨后判断，情况不妙。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土方”从西面入侵商朝，占领了两个城镇。而西北方向的“羌方”也是商朝的主要对手之一，在最早的一批甲骨文中，就记录了商朝杀掉羌人俘虏祭祀。同样，羌人肯定也不会饶过商朝人，双方的战事旷日持久。一度弱小的周人就曾经依附商朝，协助商朝对付西面的这些强敌。

通过甲骨文，商朝人把那些对本国有很大威胁的各方族群“记录在案”。但是，在甲骨文记录之外，商朝人可能并不了解的是，青铜时代的草原带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化，正是这种变化让商朝人以及此后的周朝人无法安然入睡。

当时的草原上，由于马、牛、骆驼等大型动物的驯化完成，草原人群对于草原特性的了解增多，畜牧经济正在向游牧经济演变。

一般来说，畜牧经济往往只是农业人群的一个“副业”或者若干“主业”之一，畜牧人群仍然需要农耕经济的支撑。比如考古学家发现，在距今6000年前的伊朗北部山区，人们主要从事灌溉农业，也饲养山羊和绵羊，以畜牧经济补充农耕经济；向西到高加索山区，那里的农耕与畜牧并重，家畜以牛、羊、猪为主；再向西到东欧，那里不仅有农耕和畜牧经济，人们也保留了狩猎和采集生计。

游牧经济虽然是从畜牧经济中演变而来的，但是与畜牧经济有本质区别，游牧经济已经能够独立于农耕经济之外自行运转，游牧人群在草原上赶着牲畜四处游走，以放牧这些牲畜为自己的主业，甚至是唯一的主业。~看!书~屋/ _免+费/阅¨读′畜牧人群的活动范围有限，往往围绕自己的农业据点小范围迁移；游牧人群的活动范围很大，不同的季节他们有不同的牧场，既保障了牲畜有充足、新鲜的青草吃，又保障了草原不会因集中过度放牧而退化，反而因牲畜的踩踏和排泄物滋养而生长得更佳。

这正是草原生态系统的有趣且独特之处。生物学家知道，森林生态系统属于人为干预越少越好的系统，而农耕生态系统则强烈依赖人为干预才能良好运转。与前两者不同，草原生态系统的繁盛需要人力干预，但又不能过度干预，它是草地、牲畜和游牧人共生的一种系统，草、畜、人之间相互影响，通过游牧经济活动实现动态平衡。

游牧人群对于草原规律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在3000多年前的欧亚草原带西部，当时的畜牧人群每20多年就会整体性地迁徙扩张，原因是经过多年的使用，本地的草场发生了退化。这类人群应该就是最早尝试游牧的人群，游牧经济可能最初是在草原的一个小范围内产生的，但是游牧人群一出现，他们对于游牧空间的需求就驱动他们向外扩张，而为了在不断迁徙中获得各种补给，不论是食物还是工具，他们会纵马闯入邻近定居的畜牧社会和农业社会中，严重威胁畜牧人群、农耕人群。这个过程迫使很多人群武装自己，于是产生了分化：要么增加自己的机动性，也变成游牧人群之一；要么提高聚落防御力，更多地依靠农耕社会的优势—粮食、人口以及技术，与游牧人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