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你想谋反吗，还是准备篡位，你也想当当年那个造反的朱重八吗？

可能是因为朱元璋曾经当过和尚的原因，在这种环境下，宗教文化也迎来了强力整肃，大明朝推行度牒考试制，洪武二十四年淘汰全国六成僧侣，南京灵谷寺住持因讲经时引用众生平等被指影射朝政，遭凌迟处死。

在此之前，洪武三年颁布《禁淫祠诏》，拆毁全国不在祀典的庙宇三千余座。

洪武六年更是颁布了《乐律禁令》，要求：禁止扮演帝王将相、禁止涉及男女情爱、必须宣扬忠孝节义，甚至以至于书画艺术都开始了审查制度，大明朝建立书画钤印制，所有流通作品需加盖官府核验章，画家王蒙因作《青卞隐居图》被指有隐逸之思，下狱瘐死。

洪武十九年更是规定，全民需背诵《御制大诰》，能背诵者犯罪可减等，浙江等地出现村童诵诰，老妪记律的荒诞景象。

将传统礼仪也被改造成政治教化工具，洪武十六年规定，宴席间必须宣读圣谕六条，违者杖八十。

朱允熥是深知，这种文化专制，到底有多可怕，以及对大明朝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和后果，这使得思想创新彻底的产生了窒息，洪武朝三十年间未产生任何重要学术著作。

至于三国演义。

那根本谈不上学术著作。

艺术水平到了明朝，反而倒退，宫廷绘画退回到宋代院体画水平。

更大程度上的，导致了社会心理的扭曲，文人普遍形成避席畏闻文字狱的恐惧心态。

而也是因为这种种原因，使得文化传承的断层，大量民间技艺因不合规制而失传。

到了永乐朝时期，文字狱的事情稍微缓和了一些，立刻就有人站出来谴责这种行为，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解缙。

解缙在《大庖西封事》中所言：

“今之士大夫，言必称朱子，行必循《大诰》，如土木偶人，了无生气。”

就连解缙都清楚，这种文化专制统治，彻底扼杀的扼杀了思想活力！

但其实，任何人站在朱元璋这个位置上，都必须要这么做。

因为大明朝之前，可是元朝。

所谓的文化领域推行专制统治，核心目的是不过巩固皇权、重构社会秩序、消除潜在威胁罢了。

这一切的一切，各种举措，其实是不能责怪朱元璋的，是因为明朝初期的诸多问题需求，必须要让朱元璋这么做。

元朝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和威胁实在是太多了，要知道元朝可是蒙古人建立的王朝，这是属于异族，而朱元璋是以汉人身份建立的中原王朝，那么自然要打压异质思想，重建汉文化正统。

元朝统治时期，蒙古文化、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元思想并存，儒家文化的权威性被削弱，朱元璋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为号召建立明朝，自然需通过文化专制重构汉文化主导的意识形态，强化政权的合法性。

禁毁胡服、胡语，甚至《大明律》规定服制效胡俗者杖一百，更是打压元朝盛行的喇嘛教，恢复儒家祭祀体系，重建孔庙、推行社稷礼，朱元璋本身也有着防范士人阶层离心倾向，元末的很多士人中，比如刘基、宋濂等人，他们曾为不同割据势力服务，朱元璋需通过文化控制确保士大夫的绝对忠诚。

其中最典型的手段就是文字狱了。

表笺之祸这种事情频繁出现，诛杀在奏表中使用则、生等字，谐音、僧的官员，震慑士人，在利用八股取士，将科举考试严格限定在程朱理学框架内，杜绝自由发挥。

明初经历战乱后，需通过文化专制灌输服从性伦理，维护基层稳定，朱元璋自然而然因为这种种需要做出各种手段，比如推行《大诰》《教民榜文》，要求全民背诵朱元璋语录，将皇权权威直接渗透至乡村，在强化理学的三纲五常，将家族伦理与国家忠君绑定，形成家国同构的控制网络。

再者，元末地方豪强中如张士诚、方国珍旧部常通过资助书院、结社议政形成势力，这些人虽然同为起义军，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道理纵横了千古，既然曾经是朱元璋的敌人，那么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后，也需要通过种种手段限制他们所残存下来的力量，大明朝严格禁止私创书院，洪武五年诏中就特意规定了，天下书院皆归官办，又严控民间结社，取缔白莲社、弥勒教等潜在反抗组织。

说到底，之所以到了这种地步，并非是单一元素构成的，其中也有着朱元璋的底层创伤与权力焦虑，朱元璋出身自卑，导致他太过度于防范了，因为朱元璋出身贫农，早年为僧乞讨，对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