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许文革因盗窃被捕，并与同案犯姚斌彬策划、实施了越狱。后姚斌彬被抓获，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许文革长期在逃。2001年春，许文革归案。

关于许文革一案，看守所的电脑文档里只有这样一段概述。想要查阅更早的资料，电脑里却没了。后来杜湘东去问过管档案的同事，对方解释说，所里推广“无纸化办公”时有些仓促，凡十年以上的卷宗都不再专门录入。他又问手写的工作记录是否还有留存，人家的回答是：“不是重建过一幢办公楼嘛，搬家时早不知扔哪儿去了。”卷宗遗失本身，也佐证着许文革一案的特殊性：1989年到2001年，这是一名跨世纪的逃犯。

自从时隔多年再次见到许文革的那个瞬间，杜湘东就感到透不过气来。似有一团无形无迹，但又可感可触的东西包裹住他的心口，步步紧逼地往里压迫着。他又憋闷了。那不是一种生理的症状，而是心理的暗疾，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萦绕着他、折磨着他，近些年来，他似乎掌握了消解憋闷的方法，但伴随着许文革的出现，憋闷感卷土重来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猛烈。许文革落网，这不是他洗刷前耻的唯一途径吗？他为什么会憋闷呢？

大概还是因为许文革的那个笑。姚斌彬式的似笑非笑。

那天夜里，杜湘东不仅没心情“沾刘芬芳的光”，而且失眠了。醒着似乎还在做梦，但梦又都是乱的。熬到凌晨五点，他终于躺不住了，便早早来到办公室，先对着那扇“整顿警容”的镜子披挂自己——大檐帽，风纪扣，板儿带，所有细节一丝不苟，镜子里中年人却无法再现多年前的英武。即便如此，杜湘东也不允许自己消沉着、邋遢着面对许文革。他费力地挺直腰杆，像拉直了一段因为反复扭曲而随时会折断的钢丝，往监舍走去。

十多年过去，看守所早就大变样了。办公楼是新建的，监舍也经过了整修，走廊不再阴森幽暗，节能灯将每一个角落都照得通透，关键地方还悬挂着监控摄像头。新所长以前当过领导秘书，是个有魄力也有能耐的人，总能从日渐宽松的预算里给单位争取到更多的份额。按照他的规划，以后的看守所不仅要在硬件上全面鸟枪换炮，职工待遇也会得到质的飞跃——最关键的一条就是把筒子楼宿舍统统推倒，建成正经八百的单元小区。如今北京的一套房，哪怕地处郊县，其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压根儿不用再做思想工作，大家都有了盼头，据说还有人托关系想往所里调呢。在一片高涨的心气儿里，杜湘东这种人就更显得多余了，多余得当他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地方时，反而把别人吓了一跳。

最先看见他的，是等待换岗的夜班管教。那也是个年轻人，长得胖乎乎的挺喜兴，总会让杜湘东想起以前的警校同学徐胖子——偏巧也姓徐，偏巧也是哪个头头脑脑的亲戚。小徐胖子正跷在监舍走廊里的椅子上打盹，被回响的脚步声吓了一跳，险些失去平衡仰倒在地。他忙不迭地跳起来，见来的不是领导，松了口气，但等看清来的是杜湘东，似乎又提了口气，眨巴了两下眼才道：“杜哥，您有事儿？”

杜湘东回答：“查监。”

小徐胖子显然不相信他的说法，却笑了：“您那俩屋我替您查过了，一切正常。”

杜湘东显然也不相信小徐胖子，但没笑：“那你再帮我找个人。”

随后报了许文革的姓名、籍贯、年龄、体貌特征。其实不必说得这么详细，所有在押人员的信息都会被录入电脑，想查谁，一敲一点就全有了，但那些数据曾经在他的脑子里被反复温习，所以一张嘴根本收不住。

而小徐胖子动也没动，仍在笑：“的确有这人，不在一般监舍，来了就进‘小号’了。”

将曾经的逃犯单独关押，这表明了所里对此案的重视，也是杜湘东赞同的处理方式。他说声“知道了”，绕过小徐胖子往走廊紧里头的禁闭室走去。但眼前一晃，小徐胖子却以在胖子身上极其少见的灵活后撤两步，重新挡住了他的去路，还把胸脯子挺得老高，警服胸襟底下好像鼓出了两个小乳房。

杜湘东问：“干吗？”

小徐胖子的笑就变得为难了：“上面交代了，您不能见这人。”

“上面谁说的？”

“所长亲自指示的。”

“为什么？”

“说怕刺激您。”

“笑话。我一警察，要能被犯人刺激，早他妈别干了。”

“杜哥……”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

“许文革是自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