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到了矿上，就是入夜以后了。

路上倒不辛苦，并未像杜湘东宣称过的那样，先坐长途车再靠两条腿翻山越岭。他们的交通工具是停在宾馆门口的一辆奔驰车，在那个年代被称为“虎头奔”。戴眼镜的男人没去，开车的是他的司机，刚刚诸多黑西装汉子中的一名。既然答应了刘春粟的事情到此为止，那么对方也必须配合他“到矿上看看”的要求，这是杜湘东和那位“很讲道理”的煤矿老板达成的协议。此时杜湘东知道，此刘春粟非彼刘春粟，一个刘春粟两个月前就死了，另一个多半是用了死人的身份证去汇款，这才变成了刘春粟。他所关心的故事还能讲下去。

大虾米般的警察与杜湘东并排坐在车里。自从事情谈妥，此人几乎一言不发，仿佛突然没了精神，上车以后一直看着窗外。其实他也可以不去的，而非要跟着，大概是为了履行那句“帮人帮到底”的承诺。杜湘东本想对他表示感谢，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杜湘东还想，也许这人也有个故事。

出城以后，前一半路程都是国道，几乎一掠而过。经过一片稀疏的灯火，大虾米般的警察这才蹦出一句：“就是那个镇了。”车子随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高耸的盘山路，速度也慢了下来。路况变得很差，布满深坑，不时有托底的危险，碰到迎面而来的大卡车，还得小心翼翼地歪到道路外侧，才能勉强腾出会车的空间。有两次，“虎头奔”的半边车身几乎悬到了山体之外，杜湘东感到屁股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好在司机很老练，把车开得有惊无险，他只是抱怨，就连老板也是轻易不愿意夜里去矿上的。

直到这时，杜湘东才体会到了远行的味道——那味道是苍凉的，还有几分豪壮。他按下车窗，呼吸了几口因为海拔升高而凛冽起来的空气。不多时，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便在更高远处望见了灯火。密密麻麻的白光闪烁，如同在半空之中扎了一座营盘。司机告诉他，“矿上”到了。杜湘东回望来路，估摸着从矿上到镇上的距离。这段山路，车开了一个小时有余，如果换成人走，恐怕一天一夜都不够用。虽然明知来往于两地之间必须得靠搭车，但他还是想象着一个孤零零的人影跋涉于崇山峻岭之间的景象。当然，这个景象有没有真实发生过，还取决于许文革是否就在矿上，变成了一名矿工。

一定是事先打过招呼，当车子爬上最后一段坡路，矿厂门口已经有人迎接了。那是个留着寸头的中年人，倒是传统印象里淳朴干练的工人阶级模样。车一停下，他就上前与杜湘东他们热烈握手，还专门说：“北京同志，您辛苦了。”

接着自我介绍，说他是副矿长，负责这片矿区的日常管理。带领来宾穿过铁门，副矿长又相当熟练地说出一番套话，大意是：本地在历史上就是煤炭主产区，可是老国企观念旧、负担重，经营举步维艰，因而市里的领导痛定思痛，锐意改革，引入了民营企业承包矿厂、自负盈亏的新机制，使这个老大难产业焕发了新活力。像他自己，就是从国企干部的身份上转轨过来的，刚开始有些“想不通”“不适应”，但很快就见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干劲可比过去大多了”。场面倒像应付上级机关的视察。

杜湘东引开话头：“那么工人呢，都是从外面雇的？”

“基本替换成了农民工……当然，对于原来那些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养老问题和就医问题，我们相信组织上一定能……”

“农民工又是从哪儿招的？”

副矿长终于脱离了套话的节奏：“天南地北，什么地方都有。刚开始是到火车站招工，后来又有老乡带老乡、亲戚带亲戚。中国人多，开得出工资就不怕招不上来。”

“工人一般会在矿上干多久？”

“流动性很大，长则一年半载，短则两三个月……所以管理上难度很大。”

说话间就进了厂区。对于一个私营煤矿而言，这里也算是规模不小了。四下灯光耀眼，照着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平地。平地一端的暗处，模模糊糊地立着一幢二层小楼，周围排列着若干简易工棚；另一端的亮处，则屹立着山包似的煤堆，还有两辆大卡车正停在山下，大约是等待上货。都知道煤是黑的，但在强烈的光照之下，那煤山却像覆了层雪一般通体银白。而杜湘东的心不由得往上提了提。他有两个忧虑：其一是怕许文革已然不在矿上，身为一名逃犯，在一个地方赚够了钱，很可能继续流窜；其二却是怕许文革就在矿上，自己这么大摇大摆地游逛，要是恰好被他看见怎么办？在这个猫与鼠的游戏中，先被发现的那一方就算输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