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送走刘芬芳以后，杜湘东出了趟远门。

他对单位编造的理由是“姨病危甥速归”，所长批得很痛快，就连他妈到底有没有姐妹都并未深究。揣着假条回办公室，他本想找老吴交代几句，可是老吴不在，大概溜到哪儿去闲逛了，要不又在偷着喝酒。杜湘东只好在工作日志上留了个言，然后拎起行李准备动身。还没出门，电话响了。这两年看守所的通信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门都装了座机，不用大喇叭喊人了。杜湘东拿起听筒，打来电话的是他的刑警同学。听到那个略显傲慢又略显疲惫的声音，杜湘东却并不感到意外，好像早料到同学会唱上这么一出似的。

同学劈头就问：“杜湘东，你还在北京呀？”

杜湘东就笑了，告诉同学：“正准备出门。”

“去大同？”

“对。”

同学“哼”了一声，仿佛也早料到了杜湘东要唱哪一出，接着道：“幸亏这个电话打得及时……我只问一句，你非得去吗？”

杜湘东继续笑道：“假都开好了，也不能浪费呀。”

同学又“哼”一声：“你要不是这个脾气，咱们当初也不会较劲。那行，就看在较过劲的分儿上，我索性再为你犯一回忌。你到了地方，先去找个人，这人办案子也是老手，以前查一起跨省抢劫案的时候，我跟他共过事儿。”

说着强令杜湘东拿出纸笔，记录要找的人的地址电话。杜湘东听完，先诧异了一下：“怎么就是个交管局收发室的接待员？”在警察的序列里，这种身份简直比看守所管教还不如。同学解释，其实此人过去也是刑警，只不过前两年“摊上点儿事”，就被冷处理了，“再说你又不是领了钦命出京暗访，难道还得给你找俩特警当跟班儿吗？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总之有个地头蛇带着，要比一个人瞎跑乱撞强得多”。

同学气呼呼的，充满了不耐烦。但听着他夹枪带棒的贬损，杜湘东心里却是一暖。有时越是关系别扭的人，反而越比朋友懂得自己。带着对刑警同学的感念，以及对那位并不存在的姨的内疚，他在郊县的车站上了火车。车厢里人满为患，充斥着霉味儿、屁味儿和烧鸡味儿，颠簸了半个白天外加一个晚上，凌晨才抵达大同。杜湘东几乎一夜没睡，但也不敢歇脚，立刻去给同学介绍的人打电话。和所有单位的传达室一样，那里值班的也是一个老头儿。而此地人虽然也说北方话，口音却含混不清，说不明白就反问：“咋？”

人家“咋”，他也“咋”，好容易讲清来意，老头儿说他要找的人还没上班，让他等着。杜湘东便再三强调自己就在火车站的钟楼下，然后撂下背包，盘腿一坐。这一坐，困劲儿便泛滥上来，令人支撑不住，不知不觉迷糊了一觉。睡也睡不踏实，如同被吊在了钟摆上，一会儿滑到亮的地方，一会儿滑到暗的地方。他能够清晰地听见候车厅里有人大喊大叫，大概是丢了东西；断断续续地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才是逃犯，正在慌不择路地躲避追捕。将这两种意象拼在一处，却又衍生出了新的意象——那是小时候听过的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个捕快押着犯了事的和尚去见官，路上和尚跑了，临走前还把捕快剃了个光头。捕快醒来，总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摸摸行李，棍棒牒文都在，那么和尚呢？一摸脑袋，原来和尚在这里。可他又想：既然和尚在，“我”又去哪儿了？

哦，原来“我”就是和尚。捕快想。

这得是个多笨的捕快啊。警察杜湘东想。

最后，他居然是被这个念头给笑醒的。睁开眼，心下若有所失，几乎下意识地想摸一摸自己的头。再仰望头顶的大钟，已经过了中午十一点，要等的人却还没有出现，杜湘东就急躁起来。难道同学托付的人并不靠谱？正在嘬牙花子，面前就晃出一个人来，长得瘦而高，红脸驼背，一身警服脏兮兮的，好像一只蹦跶在土里的大虾米。大虾米般的警察不紧不慢地与杜湘东核对身份，然后绽开了一个热情的笑容，脸像干旱的土地咔然开裂：“北京同志，您不用到得那么早，坐下午那趟车也是一样的。”

杜湘东按捺不住愠怒：“你们几点上班？”

大虾米般的警察坦然地回答：“他们八点，我不固定。”

说完就带杜湘东去吃饭，吃的是一种名叫“栲栳栳”的面食：将莜面盘成细密的卷儿，放在笼屉上蒸熟，再佐以三四种汤料蘸着吃。从早上就水米没打牙，杜湘东已经饿坏了，狼吞虎咽地送下去几笼。然后他略喘几口气，催着赶紧动身。

大虾米般的警察问：“去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