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日子就变快了，快得像狗撵。经历了短暂的心情黯淡与惶然，在一日千里和一拥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人们又迅速亢奋了起来。似乎只有杜湘东还在漫长地憋闷着。

憋闷遥无止境，然而有时反思，他的憋闷也和别人的亢奋一样，有着与以往那个时代不同的质地。假如一定要说出不同在哪儿，大约是从云端跌落回了地面，从抽象还原成了具体，从恢宏分解成了细碎。恰好杜湘东现在又不是个单身汉了，一切问题都必须要进行务实的考虑，因此他对于看守所管教这份儿职业的衡量，也从它能否在价值上实现自己，转移到了它能否在价钱上养活自己。但那些期望都落了空。所里的车间倒是一直在创收，但经营状况却比以前差了许多。象棋子和冰棍棍儿的市场早被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瓜分殆尽，再想上新项目，又一没资金二没技术。经过所长的推荐，杜湘东本人一度也曾被列为提拔对象，但却在最后一关被卡了下来——总会有人想起他的“污点”。由于他的失误，俩犯人越狱，如今一个被枪毙了，另一个依然在逃。

杜湘东和刘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说不上幸福。过去想得没错，刘芬芳嫁给他，说到底是受到了那种八十年代情绪的蛊惑——嫁给追捕持枪逃犯的英雄，这烘托了她心里的浪漫。但几年过去，英雄永无翻身之日，浪漫成了一时糊涂，因此她的忧愁也像时代一样落地了，还原了。由于交通不便和家里事儿多，现在刘芬芳仍然城里乡下两头跑，平时住在宣武门内，到了周日才坐上公共汽车来找一趟杜湘东。周末夫妻，小别重逢，按说是应该如胶似漆的，但刘芬芳往往一进门就冷着脸，略喝一口水，就开始抱怨。抱怨的内容包括她妈脑子糊涂，她爸是个甩手掌柜，她弟弟都是惹祸精，以及领导挑刺儿同事使绊儿单位的待遇越来越差，总之是抱怨自己命苦；还抱怨谁家买了吸尘器，谁家都快买车了，而她奔波几十里路却连黄“面的”都舍不得打，总之是抱怨杜湘东无能；乃至于以前从未留意过的细节也成了她抱怨的素材，比如杜湘东为什么吃饭要就辣椒酱，杜湘东为什么洗衣裳总是懒得搓干净，杜湘东为什么当初没挑靠操场的宿舍而是挑了靠农田的，所以晚上蚊子这么多——最后又都会形散神不散地归结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东的无能。刘芬芳的抱怨无异于对生活的再发现，让她认识了另一个杜湘东，也让杜湘东认识了另一个刘芬芳。

有时听着抱怨，杜湘东就会怀疑：这还是那个爱看席慕蓉和三毛、正脸像红苹果侧脸像吉永小百合的刘芬芳吗？还是那个能说出“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样”的刘芬芳吗？她当然还是，或者说，现在的刘芬芳也许才是真实的刘芬芳，但从另一个意义上，杜湘东却又无法确定地感受到刘芬芳的真实。刘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就没有了和杜湘东过性生活的兴致，又或者刘芬芳虽然还愿意履行那点儿责任，但杜湘东却被她抱怨得心灰意冷，从社会性的无能进入了生物性的无能，只好放弃了和刘芬芳过性生活的机会。一个难得能挨上肉的老婆，其真实性当然大打折扣。

不知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几年都没怀上孩子。对于这个情况，身边的人都直接或隐晦地表示过关心。比如所长就提醒过他，系统内将来还是有可能再分一次房的，到时候有孩子的职工能够“加两分”；再比如老吴还怂恿他到医院挂个号，揣着本《大众电影》“到显微镜底下撸一管”。刘芬芳自然也把孩子问题列为抱怨的保留项目。但杜湘东却对此不甚上心，不仅不上心，有时还暗自感到几分庆幸。说来也是，以目前的条件，有了孩子又该怎么养、在哪儿养呢？再者，没有孩子尚且如此，一旦因为孩子而疼过累过，天知道刘芬芳还会生发出多少绵延不绝的抱怨，那样的话，杜湘东的脑袋就别想清静了，心情也别想踏实了。他现在觉得脑袋清静和心情踏实也成了一种奢侈。

在如今，他能够获得清静与踏实的地方，只有姚斌彬家。

隔一阵子就去看看姚斌彬他妈，这个习惯居然坚持了下来。本来杜湘东以为，通报了死刑的结果，他就没必要也没脸再登门了，但把他拽回去的却是一些琐事：姚斌彬他妈还能从医院里拿出药吗？家属区统一不让生炉子了，谁给她把煤气罐扛上楼呢？邻居们忙活的越来越忙活，闲下来的越来越气儿不顺，还能找到人帮她买菜、换衣服和上厕所吗？这些琐事意义重大，假如得不到解决，姚斌彬他妈就有可能病死、饿死、臭死。

于是杜湘东就去。去了先干活儿，俩人再说会儿话。这时也不说姚斌彬了，更不说许文革，聊的都是身边的近况。厂里也开始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