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初夏开始，杜湘东的生活里多了一项内容，就是不定时地去探访姚斌彬他妈。有时很勤，三两天一趟，有时稀疏，但间隔最长也就半个多月。去时所做的事儿也很寻常，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晒被，到农贸市场买菜。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厕所，那就只能请邻居的女同志来帮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扶着颤颤巍巍的姚斌彬他妈前往公共卫生间，常常解个手就得耗费半个小时。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烦的意思，这活儿就不能白干，杜湘东得偷偷塞给老太太几个钱。

家属区的其他住户也认识了杜湘东。他们听说他是个管教，刚开始还会感叹两句“人民警察爱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爱”，也不知是在赞美还是揶揄。后来就成了见怪不怪，碰面时打个招呼“吃了吗”“又来啦”，好像杜湘东是姚斌彬家的一个成员似的。

杜湘东这时会想，许文革来这个家时，会是怎样的状态呢？

而他固然不会把自己想象成许文革。他是来刺探许文革的。这个任务在姚斌彬他妈那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现。许文革的住处是单身宿舍里六个床位中的一个，床头贴了张通缉令，好像在提醒室友，这个逃犯会随时跑回来睡觉。姚斌彬他妈交给杜湘东的那把钥匙却对应着别处，是厂区外侧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那是厂子草创初期，第一批建设者们的临时住所，到了杜湘东前去调查时，房屋都敞着门，废弃着，唯有那间小屋门上挂了把锁。开门进去，别有洞天：里面并无家具，靠窗的亮处摆了一台小车床和一个工具箱，车床的电源是从墙外引过来的，工具箱里除了扳手改锥，还有游标卡尺、焊枪以及形形色色杜湘东所不认识的家伙什儿。对面靠墙的那一侧，则堆放着更加琳琅满目的工业产品：缝纫机的机头、老式自鸣钟、只有后轮没有前轮的自行车、农田里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话匣子就有三台。杜湘东抄起一台打开，居然能响，可以收听《新闻和报纸摘要》。

几乎是个小型维修车间。后来姚斌彬他妈告诉杜湘东，这俩孩子从小就爱摆弄机械——这也许是因为出生在厂子里，除了螺丝齿轮，再没别的可玩的了。为了这个爱好，当妈的没少跟儿子置气，她认为姚斌彬应该考大学，出人头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几分高考落榜，顶班进了厂子之后，干脆和许文革把操练的场所搬到了这间平房，还凑钱买了一台老式车床，下了班就关起门来鼓捣，周末更是不分昼夜。他们的废寝忘食终于有了收益，不多久，竟然能出去给人家干维修了。自行车，收音机，饭馆的冷柜，附近公社的农用机械，只要坏的不是核心部件，往往都能修复如初。不仅收费不高，而且交活儿还快，绝不会像国营修理厂那样摆谱儿、拖工期。渐渐地闯出了名气，十里八乡都有人慕名而来，这时姚斌彬他妈倒不好说什么了，可厂子里却有人看不过眼了。那些人的说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许文革的身份是国营工厂工人，工资是国家发的，技术也是国家教的，怎么能再去接私活儿挣外快呢？现在是不讲究割资本主义尾巴了，但该遵守的规矩还是得遵守。况且谁知道俩人给外面干活儿的时候，有没有偷偷用过国家的机油、齿轮、焊条？如果那样，性质就变了，就成了损公肥私。于是领导出面，谈话批评，勒令制止。俩孩子还不服，偷偷摸摸接着干，被发现后挨了处分，并且强调如果再犯就要开除。

讲这些事儿时，杜湘东正坐在姚斌彬他妈面前，再一次打量屋里的摆设。对于一个都有工资并且还能赚到外快的家庭而言，这个房间无疑是过于简陋了。说句夸张的话，连灯泡儿都算是一件重要的家用电器。他也被允许翻看过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别说没有手表和蛤蟆镜这些年轻工人中的时髦玩意儿，就连衣服都是质地粗劣的地摊儿货，有好多还打着补丁。那么钱都花在哪儿了？是吃了喝了，还是让许文革拿去讨好他的那个厂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妈嘴里，“那俩孩子”又都是特别顾家的人，就连厂里发的夜班饭票都一张一张地攒下来，每逢单月份的月底到服务社去换一桶豆油，外加两条肥皂。

况且还有一台进口汽车发动机的案子呢，那玩意儿要能卖出去，可是一笔巨款。一切盗窃犯的动机当然都是弄钱，但弄钱的动机各有不同。姚斌彬和许文革是为了什么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问题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后，杜湘东就再没去过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点儿乱，公安机关高度戒备，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面上大致太平，杜湘东先到丈人家安顿一番，这才从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