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所长不来检查，老吴就会以五分钟一次的频率站起来，蹭到窗边打开酒瓶，连颗花生米也不就，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杜湘东时常觉得老吴活在廉价的醉生梦死之中，并为此对老吴抱有一丝同情，可现在，他却觉得老吴有可能才是活明白了的人。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效法老吴，起身抄起了淡绿色的酒瓶，吱溜一口，吱溜又一口。在今天，杜湘东破了工作以来的两个戒，一个是打人，一个是喝酒。今天真是鬼使神差的一天。

饶是百米跑进十二秒的身板，在酒量上却是不顶用的，五六口下去，他就晕头转向地“高”了。等再睁眼，窗外的鸟已经叫得如火如荼，而他还在办公室里坐着，腰杆挺直得像条绷紧的“板儿带”。不愧是个敬业的警察，连醉酒都醉得这么仪表堂堂。杜湘东使劲甩甩头，打开窗户散了散酒味儿，赶紧往监舍里去。每早查监也是他雷打不动的习惯，现在都晚了。

刚进走廊，就听见出了事儿。

声音是从盥洗室里传出来的。每天早上犯人起床，先得点名、整理内务，然后再由管教带去刷牙洗脸。本所各监区的盥洗室都只有十个龙头，仅能容纳一个监舍的犯人同时洗漱，所以通常的流程是当一名管教带着一拨儿犯人进去时，搭班的另一名管教就得带着另一拨儿犯人在外面等候。而当杜湘东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时，却见盥洗室的铁门上了锁，窗户栅栏里人头攒动，挤得满满当当。这肯定又是老吴的杰作——每当杜湘东临时有事，他常常会把所辖两个监舍的犯人统统往盥洗室里一塞，自己就到宿舍睡回笼觉去了。至于共处狭小空间的犯人们会不会大打出手，他才不管，反正打个头破血流也有杜湘东过来处理。他还颇有趣味地把这种事儿叫作“斗蛐蛐儿”。

铁窗里充斥着叫骂声，压住了水龙头放任自流的哗哗作响。好在今天的蛐蛐儿不是群斗，而是大多数观摩少数几个斗，所以场面还没大到必须拉警报的地步。杜湘东气急败坏地打开盥洗室的铁门，跟前的犯人居然没注意到他，仍围着圈儿往里看。透过人缝儿，就见水泥地上伸着两条腿，两条腿底下又压着两条腿。这四条腿的上方还运动着七八条腿，机械而有力地往那两人身上踹着、踩着，砰砰有声，如同打鼓。

杜湘东喝了一声，腿儿们仍不停，他忍着头疼又喊：“列队！”人腿组成的森林这才四散，围成圈儿的也缓缓挪开，沿着水池一字排开。

地上的俩人正是姚斌彬和许文革。姚斌彬侧身蜷成一团，浑身哆嗦，缠着厚纱布的那只手被他拢在胸前，如同夜里害怕的小孩儿抱着个布娃娃。往下一看，裤子湿了一片，却不像溅的水。他尿了。而许文革压在姚斌彬身上，两肘撑地，肌肉绷紧，也在周期性地哆嗦。杜湘东过去拽了拽这人肩膀，竟拽不动，只觉得手抓了块滚烫的铁。再喝令两个犯人强行把许文革抬起来，就呈现出一张惨不忍睹的正脸：几乎没一块好肉，不是青的就是紫的，一只眼被“封”了，血从鼻子以及嘴里流出来，凝结在脖子上。

许文革用他尚能视物的那只眼睛和杜湘东对视片刻，眼神不冷不热。

“说说原因。”杜湘东回头问。话是对郑三闯，那个从“文革”后期起就威震四城的老“顽主”说的。之所以没问“谁指使的”，是因为他知道，没有郑三闯的命令，这俩监舍里别说打架了，连大声说话也没人敢。铁门里有铁门里的规矩，规矩都是牢头执行的。作为规矩的集中代表，牢头自然可以享受某些特权，比如在伙食上多吃多占，干活儿也有人代劳，运气好了还能混上几根夹带进来的烟抽。对于此类现状，杜湘东一向是极其反感的，在他看来，在公安机关的规矩之外另设一套规矩，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挑衅。然而他又不得不学着顺应现状，因为那样便于管理，治住了一个就相当于治住了一群。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看守所的警力不够，类似于牧羊人总得养几条狗。

但今天，却是郑三闯先坏了规矩。在以往，挨揍的人必得咬牙忍着，被打尿了血也不敢报告，否则会被视为“扎针儿”的，以后的日子就没法过了。而打人的也有分寸，再大的仇也不能打脸，不能见血，更不能让管教看见，只要看不见那就一切心照不宣。像现在这样，牧羊犬咬了羊，又是当着管教的面咬的，他们就不是羊、狗和人的关系了，必须得按照白纸黑字的监规来解决问题了。

郑三闯立了个正，嘴里还叼着烟：“新来的，都得过过堂嘛。”

对于杜湘东这个满脸严肃、举止刻板的年轻管教，郑三闯从来是暗含着三分不屑的。在他看来，杜湘东的严肃是缺乏经验的严肃，刻板也是底气不足的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