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将保卫科副科长开了瓢。

人赃俱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那年头，青工沦为阶下囚的并不少见。本来社会上的诱惑就变多了，再加上年轻人血气方刚，脑子活络，往往一犯就是大案。杜湘东曾经遇见过倒卖铜线的电工，还有自制火枪把仇家崩成大麻子的车工。而要说这俩犯人和他们的前辈相比有何不同，恐怕还在各自表现出来的性格特点上。一个特别软，出了事儿光知道叫妈；一个又特别硬，跟管教都敢动手。无论特别软还是特别硬，在杜湘东看来都是潜在的危险。软的很容易自残，硬的很容易伤人，以前闹出过这两种事端的都是这两种人。

情况了解之后，杜湘东本想再到监舍去看看，如果有需要的话，对俩犯人进行一番教育也可以。这是未雨绸缪的意思。然而刚合上材料，天花板的喇叭又响了：“杜湘东，你未婚妻找你。”

那时的看守所共有三部电话，一部在所长办公室，一部在监舍区紧急情况专用，还有一部才是职工可以使用的公共电话。地处郊县，谁家都会有人找，但找人的过程又像移交犯人一样复杂而且公开：看电话的老大爷先通知管理科，管理科再用大喇叭把要找的人叫来，并且还一定要说明谁在找、干什么。有个笑话，一个管教的老婆提前分娩，等辗转找到人，听筒里已经传来孩子的哇哇哭声了。而当杜湘东听见喇叭响，就说明刘芬芳已经在胡同口等了十来分钟。今天又是个冷天，她又是个有点儿风吹草动就得犯忧愁的人，杜湘东只好撂下卷宗，急匆匆奔了出去。

来到管理科，听筒在电话机旁撂着，好像一个人睡着睡着，就从床上滚了下来。看电话的老头儿把半导体收音机音量开得挺大，请电话那头的刘芬芳听了半集《新闻和报纸摘要》。杜湘东拿起听筒“喂”了一声，刘芬芳也“喂”，然后分别汇报了这两天的生活情况，诸如吃得怎么样、排没排夜班、上个月的工资还剩下多少等等。都是例行内容。这些说完，刘芬芳才进入正题：“你那报告交上去有几天了？”

杜湘东说：“嗯。”

“有信儿没有？”

杜湘东说：“没批。”

刘芬芳没问为什么没批，仿佛早就料到批不了似的。她只问：“那咱们怎么办？”

把“咱们”说得很重，示意杜湘东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这层意思就让杜湘东嗫嚅起来，心里闷闷一紧。过了几秒钟，他才说：“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刘芬芳也“嗯”了一声，便把电话挂了。这可是俩人交往史上未曾有之大变局。以前也拌嘴，但越拌嘴，刘芬芳就会把话筒抓得越牢，打电话的时间也就越长。而这一次的态度，就说明她动了真格的。杜湘东可以想象刘芬芳嘴唇抿在一处、眉头微微蹙起的模样——这副表情从侧面看，的确是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现在“吉永小百合”决绝地离开胡同口的小卖部，途经提供“啤酒炒菜”的小饭铺，捂着鼻子冲过公共厕所的辐射区域，正准备扑到宿舍的单人床上去抹眼泪、咬枕巾。

他又把电话打过去，一个老太太告诉他“人早走啦”。

杜湘东只好怏怏地回到办公室。俩人生活比一人麻烦，这是早有预料的，但没想到一个人的憋闷平摊到俩人头上，也会被放大无数倍。都知道被看管的犯人失去了自由，其实看管犯人的人何尝不是如此。这么一感慨，他无端又想起了今天送来的俩犯人。按照那些身经百战的老警察的说法，犯了罪的人身上都是有“味儿”的，拿鼻子一闻就知道谁是良民，谁是隐藏在群众中的坏分子。这种说法虽然夸张，但也符合犯罪心理学：人违背了社会道德，内心都会挣扎自责，从而也会在神态举止上表现出来，有所区别的只不过是掩饰能力罢了。然而姚斌彬和许文革虽然一个痛哭流涕，一个桀骜不驯，但他们的眼神都是干净的、纯良的，因此直到剃了头编了号又穿上了囚服，却还是怎么看也不像犯人。难道保卫科和派出所弄错了？可如果是被冤枉了，进来的时候就该一路喊冤啊。或者他们压根儿就是愚昧，缺乏起码的法制观念？就像以前进来过一“山炮儿”，买了个老婆又在人家琵琶骨上打了根铁钉，像拴狗一样拴了半年，警察上门解救时他还出示收据，声称“真不是偷来的”。但这种假设就更不切实际了，卷宗上写着，姚斌彬还参加过高考呢。

越琢磨，杜湘东就越心烦。他也说不清烦的是自己调工作和结婚的事儿，还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说不上谜题的谜题。或者都不是，他烦的是网罗一切的生活本身。一边想，他便抬头在窗台上看见了半瓶白酒。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是老吴摆在那里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