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子里的硬币堆积如山，表面上只有浅浅的一层水，我俩各投了一枚壹元的硬币。两枚硬币在水里碰撞了一下，渐渐沉落水底。

强子拍打着栏杆，兴高采烈地说，叠在一起了。阿梅，你应该做我的妻子。我们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强子时常说，他是时装理论家，我是实践工作者，二人的结合完美无瑕。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他就不管不顾地吻我，是那种深情地拥吻。

这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初吻。心里有些慌乱，有些陶醉。我倚着栏杆，才勉强支撑住身体。

强子向我求婚，说实在的，我不敢贸然允诺。既非故作矫情，也不是对他不满意，而是担心两人的家庭比较悬珠，恐怕日后滋生变故。

我对他说，两人都还年轻，等干出一番事业来再结婚也不晚，强子同意了，说是先立业后成家。

另外，有一件事，也使我顾不上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由于生意愈来愈好，现有的那个小店根本满足不了需求，我决意盘下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

这是一家街道小厂，经营者思想保守，一成不变地生产老式服装，适应不了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产品严重滞销，加上管理不善，连年亏损。

起初，我单枪匹马地去谈判，怎么也谈不下来，强子知道后，自告奋勇地前往，没想到一谈告捷，而且一下子少了10万块钱。

我问强子其中的秘诀，他不以为然，说毫无秘诀可言。这种事，只能让公家吃亏，不能亏了管事的人。

这时，我才觉得自己多么需要一个男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我盘下这家厂子后，征询强子的意见，问他应该怎么办，实际上是想请他出来经营。

强子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国营棉纺厂，效益不是特别好。厂里技术人员多，僧多粥少，人浮于事。他也觉得闷，便停薪留职来帮我经营这个厂子。他属于那种想干一点事的人。不过，他反复强调只是临时帮我的忙，随时都有可能走。我说怎么都行，去留自由。

这样，我撤掉了地下室的那间铺面，原来聘用的几个姐妹成了新厂的骨干，留用了老厂一部分熟练工人。我听从强子的建议，添置了最新式的现代化设备，进行流水作业，极大地提高了劳动效率。

然而，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上百人的厂子生产出来的产品，仅仅靠自家的一个铺面销售是远远不够的。产品开始积压，供销矛盾愈来愈突出。

为了避免恶性循环，强子认为必须忍痛割爱，迅速对产品进行分流，也就是说，除保留一部分精干力量生产高档西服、套装外，大部分力量应改做普通服装，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大路货”。

这个决定真的太英明了。强子的确是一个有眼光、有魄力的实业型人才。

那时，恰值中国的新一轮生育高峰，我们经过仔细磋商分析，把绝大部分力量投入童装生产。另外，为了疏通销售渠道，我们又在浙江村租了一个门面，向全国批发。

到了1992年下半年，中俄贸易出现热潮，有不少俄罗斯商人到中国采购服装，起初在边境地带，逐步南下，到北京的商人日益增多，可谓商贾云集。

为了保进这种民间出口贸易，北京市在建国门使馆区附近的雅宝路开辟了规范化的市场，主要针对俄罗斯及其他东欧国家。

我们毫不犹豫地租下了一间铺面，尽管租金昂贵，但我们从未怀疑过这种付出是值得的。主要是对俄罗斯这个民族充满了信心，相信他一定会重新强盛起来。

开始一段时间，生意比较清淡，我们以为是新建的市场，来进货的俄商不多，后来，铁道部开通了北京———莫斯科的特快列车，来北京进货的俄商势如潮涌，但我们的生意仍然不佳。

由于语言不通，交流困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俄商不肯进我们的货，我想，肯定不是质量问题，无论从衣料、做工、款式，我们都是第一流的。

有一天，一个肥胖的俄罗斯妇女拿起一件西服往她丈夫身上比划，一边比划，一边惋惜地摇头，嘴里啧啧有声。直到这时候，我才茅塞顿开。

原来，俄罗斯人身材高大，三围一般比中国人大一号，而我们的服装尺寸完全是按照中国人的特点设计的，跟销售的对象对不上号。

我们很快纠正了错误，生意一天比一天好，用一句成语说，叫蒸蒸日上。

阿梅对我笑了一下，问我有没有留意到她的叙述在不知不觉间已经由“我”变成了“我们”，我点点头。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