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北京的那年，我才18岁，身上带了5000块钱，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只是怀着出来闯一闯的愿望。总觉得北京那么大，又是首都，应该比家乡的机会多一些，只要自己努力做，运气好的话，兴许能争取到一席之地。况且那时年轻，自忖长得不算丑，找碗饭吃理当不成问题。这是我出门时的想法，结果到北京亲身一试，还真找不到，不是人家不用你，而是没有这个政策。碰了几回壁后，我才省悟到事情并非预料的那么顺利。

我出来时，只身一人，在京城举目无亲，听说过有几个老乡在这边工作，不知道怎么联系。家里人放心不下，把5000块钱缝在我的一件西服兜里，以防遇上窃贼。

初次出门，缺乏社会经验。火车到北京的时候，已是晚上。一出北京站，给旅馆招揽顾客的人一拥而上。我又困又乏，昏头昏脑地被人拥上了一辆中巴，又被昏头昏脑地拉到了西罗园的一家地下旅馆。

在北京玩了几天，到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转了一圈。我便开始找工作，找了大约半个月，没找着合意的，就想打退堂鼓。

旅馆的阿姨问我有什么技艺，我说会缝纫，她说何不开一家服装店，给街坊邻居做做衣服，比什么都强。她婆婆是居委会管事的，可以租一层地下室给我用，并且代办执照手续什么的，只要每月适当给居委会交一点管理费。

我拆开西服口袋，取出备急的5000块钱，买了必需的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到工艺美术店做了一块“阿梅时装店”的招牌往地下室的门口一挂，生意就算开张了。

起初的一段日子比较难，给人做一些缝缝补补的事，后来渐渐打开了局面，陆续接到价值高一点的衣料，由于做工精细，相应做工费高一些，当然，收入也就慢慢增加。

阿姨有一个外甥女，要参加北京市业余歌手大奖赛，让我给她做了一件旗袍。这正是我祖传的拿手好戏。虽然阿姨的外甥女在比赛中没有获奖，但她身上的那件旗袍却让她大出风头，引来人们的啧啧称羡。通过她的介绍，找我做旗袍的女人越来越多，生意日益兴隆，有时竟忙不过来。

我从老家招来几个同龄的伙伴，请她们帮工，一般的活儿由她们干，比如换换拉锁，改改腰身，给阿姨婶子们缝缝棉袄什么的。我只做贵重的活儿和负责裁剪，这样一天下来，也还是很累。不过，只要有钱挣，心里仍然喜滋滋的。

头一年，我赚了两万块钱。有了钱，就想做得再大一点。这时，恰好故宫有摊位招租，要一次性交押金五万元，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我手头的钱不够。又不想坐失良机，怕人家捷足先登，到时想租也租不到了。我拍下两万块钱定金，匆匆忙忙赶回宁波筹钱。

家里人一听要这么多钱，十分犯难。东挪西凑了8000元，余下的只能到银行贷款。他们心里吃不准，要是赔本了怎么办？倾家荡产也还不起。

当时就这种情况。什么事都是刚刚起步，把握不准。不过，我相信改革开放的政策绝对不会变，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手中有了几个余钱，都想上北京玩一玩。到了北京，头一站理所当然是天安门，是故宫。

潇洒了一回，买点纪念品是情理之中的事，也才不虚此行。出于这种考虑，我贷了十万块钱，经营工艺品，生意还不错。

大概别的业主跟我是同一个思路吧，经营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差别，都是些扇子、小玉石、帽子什么的，相互竞争激烈，冲淡了生意。

我尝试着换一换路子，改卖服装，专卖西服。我亲手设计、裁剪，在自己的服装店里缝制，然后摆到摊位上出售。结果，赶上了西服风潮，门庭若市。

中国人讲究吃穿，吃，第一位，穿，第二位。吃饱了肚子，就想穿得体面一些。那几年，正是西风东渐，国人都以穿西服为荣，似乎是体现身份和气派的标志，只要经济允许几乎人人都要买一套像样的西服。

结果证明这个路子走对了，不到半年，我赚了十几万块钱，还清全部的债务后，还剩三万多块钱，用作周转资金，这样苦心经营了一年，局面就完全打开了。我手头的资本已拥有二十多万，仅仅应付目前的生意绰绰有余。

我开始考虑进一步的发展计划，在朝阳区市郊买了一间农民的私房，并迁入了户口，算是铁下心要在北京扎根，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

也就是这个时候，强子进入了我的生活。

强子是北京人，在服装学院念书，设计专业，本科，我到学院自费进修，便互相认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