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西口》的想象常常呈现出一种无聊和随意、重复的性质，缺乏内在的可理解性以及关联性，编剧或导演只管恣肆地放任自己谵妄的幻想，很少用理性的光芒来照亮黑暗的心灵。剧中塑造的梁满囤、刘一刀、吴玉昆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们都是以彼此之间的伤害和敌视为正常的生活状态，都是以报仇雪恨为令人欣快的激情。他们生活在仇恨中，为了复仇而生活，昏愚而固执地做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复仇和仇恨有时候的确是一种势不可遏的内在冲动，其实恨同爱都是人的最基本的情感形式。但是仇恨是一种消极的情感冲动，那种阴暗褊狭、无所不施的恨，更是会给人们留下消极的印象，殷谦认为《走西口》应该将这些莫名其妙的“仇恨”引向和解和宽恕并最终能引向爱。

在该剧中，豆花姑娘因为被土匪劫走而被婆家视为残花败柳，最终被扫地出门，该剧强调女人失贞是辱没了门风；翠翠干脆就是笼子里的一只鸟，她的男人寸步不离的跟着她，最终还被侮辱成贱货、淫妇，滑稽的是她的男人竟然要杀死自己的儿子，她竟然杀死了自己的男人。除此而外，剧中还有一个情节，裘老板为了试探田青的人品，竟然安排帐房先生在恰克图劝田青找妓女，梁满囤要给瘦猴介绍一个“豁嘴”的姑娘，唆使他去挖坟掘墓……看到这里心里就很不爽，何止是侮辱，这里面还有大胆的歧视和肆意的羞辱。虽说电视剧如小说一样可以虚构，但虚构也是有一定边界或规范的制约，最起码要符合人的内心的情感逻辑以及生活的经验逻辑，而不是毫无事实感的胡编乱造，虚构是通过生动的、可信的细节说服观众接受真理和事实的过程，能让观众从中汲取营养来丰富人们的经验。

编剧和导演是否考虑到了豆花和翠翠这两个“贱人”的内心深处，她们的叹息和泪影、自轻和自贱、不幸和辛酸是否也应该得到人们的怜悯和抚慰？难道山西人就这么愚昧无知、就这么落后封建？在他们的眼里豆花和翠翠就真的是厚颜无耻的贱货？真的是不守妇道的淫妇？难道“豆花”和“翠翠”不是一样值得同情，“妓女”和“豁嘴”不是一样不幸吗？面对这些无辜沦入不幸境地的弱者，编剧和导演那样随便的蔑视态度和道德义愤是残忍的还是正当的？或许编剧或导演埋藏着某种高深的用意吧，是不是就是要告诉人们，那个时期的山西人就是这样的，那个时期的山西女人就是这样的命运。即便如此，难道就没有更文明或更高明的策略可选择了吗？把人物当作玩偶在剧中任演员揉搓，当作道具来随意摆弄，难道不该引起殷谦的质疑和不满吗？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不仅演绎现实而且还要解释现实，就是要以较为合理的方式显示出编剧、导演的对事件和人物的理性认识，以及对人物和事件的道德立场和情感态度，而《走西口》却恰恰相反，该剧的编剧和导演是把剧中的客观事象与自己的主观心象对立起来，这难道不是对山西人的侮辱吗？

《走西口》并没有充分尊重剧中的人物，这些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在颐指气使的编剧或导演的奴役下被损害被侮辱，殷谦看到的就是编剧或导演对剧中人物的冷漠和傲慢，看到了《走西口》就这样赤裸裸地剥裂着山西人的人格和尊严。《走西口》缺乏的是一种从精神上影响人的力量，缺乏的是一种必须的内在价值，这几乎是中国电视剧的通病。并不是中国的编剧或导演编不出或导不出生动的场面和情节，也不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运用象征技巧，以及如何叙述和导演，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诚恳的态度和强烈的情感。

2009年1月19日于北京崇文电视剧《走西口》走向失败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