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件事上来看，余秋雨未必把他的“文革”问题看得那么重，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因为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他以为是聪明。这是相当一部分当代中国作家共同的精神病症。这个由声闻过情的“著名”作家构成的写作群落，基本上不关心自己时代的大问题，既没有自我批判的自觉，也没有批判社会的勇气。余秋雨不但热衷于出境，而且还热衷于给人颁奖，热衷于在电视媒体露脸，热衷于去喧闹的地方凑热闹，到处都是他的电视镜头，到处都有他的博客，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使他获得名望的机会。他因为对市场和体制的迎合与取媚，而成了我们这个性质暧昧的时代的最大受益者。他因为靠着名气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便把它看得像生命一样重要。他虚妄地高自标树，偏执地认为谁若批评他，谁就在践踏他的尊严，就在破坏他的名望，他认为那是一种犹如“权力”一样取用不竭的生存资源，谁也别想肆意破坏。

正因为把“名”看得高于一切，所以面对别人的批评，余秋雨的反应就显得庸俗而可笑。他像其他几位心胸狭窄的“著名”作家一样，把正常的批评当作谩骂，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或者索性从动机上否定自己的批评者，认为他们“想靠他出名”。面对批评的时候，余秋雨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还重要吗？同样的质疑精神为什么不用于自身呢？这是极有力量的一问。舍事诛意，穷究动机，是难免要流入人身攻击和道德毁伤一路的，也必然会把批评降低为无聊下作的侮蔑和充满敌意的羞辱，而这无论对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是有伤尊严和体面的事情。

余秋雨不是文学大师，他可以称之为散文大家，可以称之为文化学者，但他绝对称不上文学大师。文学大师与散文大家是两个概念。文学包括各种体裁各种文体的艺术，它是一个庞大的概念，而散文仅仅是其中一片绿叶而已，而文学又是文化的其中一个类别。余秋雨可以说是研究文化的一个学者，他与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师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不能盲目地崇拜他，他口口声声地谈中国文化，却没有领悟到文化的精神。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文为基础的，文化体现着为人的精神。真正的文化能改变人，能从混乱中将人类拯救出来。文化的使命和任务就是要将寻常自我、普通自我或低级自我，提升为优秀自我，赋予他们以理性的人性或博大的人性。余秋雨是一个“伪人”，他误解了文化的内涵，他不是在寻找自我，而是在标榜自我，他把普通自我纯粹演变成了私欲的体现，把自己提升为圣人，而且是不容别人置疑的。他缺乏这种理性的人性和博大的人性，他已经将普通自我的欲望，抬高到了普遍的、哲理性的、了不起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