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百善孝为先”仍然在我们的社会中深植人心。可惜大多数人，不能明白孝道的时代意义，因此不能表现出现代化的孝道。

旅美哲学家吴森先生，在美国开设中国哲学课程，不断接受西方学生对《论语》“其父攘羊”的故事提出质疑和反对。这一章的原文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意思是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作为儿子的出面作证，牺牲亲情以顾全法律上的正义。这样不近人情的儿子，孔子并不认为可以称为“直躬”。于是批评的人，便指称孔子以亲情为重，而以国法为轻，甚至批评孔子鼓励犯法，不惜为了父子私情而违反国家法律。吴森教授却认为：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是孔子对叶公称证父攘羊的儿子为“直躬”提出的一个温和的抗议。叶公是一位有官阶的人士，并不是孔子的弟子，孔子不可能用斥责弟子的语气来对待他，所以这一句话并不是叙述句或描写句，只是含蓄地告诉叶公，“证父攘羊为直躬”的道德标准并非普世价值，不是到处都被接受的。孔子并不是斩钉截铁地提出他的主张，只是在暗示叶公，可能还有其他的评判标准。孔子的基本态度，是不反对，也不完全赞成。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也不代表孔子的积极主张。这一句话的主要功用，在加强前一句话的力量。完整的意思大概是：你说“证父攘羊”便是“直”，我们的标准可不相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人们，他们何尝没有“直”在其中呢？世界上的标准，不可能只有一种，否则文化差异要作何解释？孔子一向的主张是“无可无不可”，认为适时应变，才能够合理解决问题。而合理的标准也是变动的，孔子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方式，不过是多一种选择，多一种参考而已，并不是只有这么一种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我们的社会，秉承“先敬后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精神，通常先讲情理而后讲法理。中华文化艺术重于科学，很多科学性的东西到了我国都变得相当具有艺术性。孝道是艺术而不完全是科学，用这种心态来看我们的二十四孝故事，便不致认为其荒诞离奇而嗤之以鼻。我们不必追究，“哭竹”是否真的能够生笋，“卧冰求鲤”的父母是不是太狠心。只要告诉子女，这些并不是科学论证，而是启发大家，身为万物之灵必须讲求孝道，否则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当然，找一些现代化的孝道题材供子女参考，让子女从现代的案例中学习，应该是很好的方式。我们非常不赞成借口与国际接轨，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企图将孝道思想从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去除。几乎所有外国人，听到中国人的孝道观念和行为，大多表示激赏和羡慕，认为做人理应如此。可惜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对待子女要慈爱，对待父母要孝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孝道是人类的瑰宝，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