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出阶段性调整之前，必须充分沟通，好好商量，这才能做出改变。而且不应该即说即做，丝毫不留余地，有些事情固然可以说了就算数，有些事情却应该保留若干弹性，适当留一些时间，逐渐调整过来，效果可能更好。家庭不是法庭，父母也不是法官，加上子女也不是罪犯，当然不必令出必行、判决就要执行。

子女断奶之后，逐渐具备走路和语言这两大重要的能力，于是行动的空间日益扩大，接触外界事物日益繁多，开始主动地、积极地与环境互动，父母最好看清这种重大的发展，明白幼儿的行为方式很可能和社会所认可的方式有所冲突，显得幼稚而且充满了危险。

父母在这一阶段，就应该逐渐在爱与限的界限上，小心谨慎地将幼儿纳入社会的正常轨道，促使子女顺利地社会化，特别是基本生活习惯的养成。譬如婴儿时期，父母或别人会把奶或汤送到子女嘴边。而幼儿时期，就要让子女自己使用汤匙或筷子，使其在适当的时间、合适的场所，以适当的姿势和顺序来进食。在这种阶段性的调整过程中，父母必须以身作则、再三示范，并且耐心教导，让孩子模仿学习。一味催促和斥责，幼儿不但不能接受，而且在人格形成方面还可能引起副作用。若子女在这一阶段养成不良的行为方式，以后要改会更加困难。

儿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社会化只有在幼儿的认知发展配合下才能迅速达成。一些看起来十分简单的生活习惯，仔细分析起来，实际都相当复杂。譬如坐着进食，似乎很容易做到，但是，坐的姿势、拿餐具的动作以及眼睛、手和嘴的协调，会着着实实调整一辈子。有些人迈入青春期，进食的姿势仍然十分幼稚，便是这一方面的习惯没有做好阶段性的调整。

幼儿有好奇心理，总是什么都想尝试。这时候为了安全起见，父母大多提出一些限制。如果由于限制太多，影响到子女的自由发展，使其产生强烈的不安和焦躁，那么长大以后，子女的行为方式也会受到不良影响。

社会是多样、多元的，那么幼儿的社会化到底以什么为对象？这就牵涉到父母的价值观。我们常说子女在十八岁以前，命运大多掌握在父母手中；十八岁以后，才真正能够自立。子女年纪愈小，愈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一切听任父母的安排，可见父母的责任十分重大。要把幼小的子女带往何方？要让幼小的子女接受什么样的社会化？对于子女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法国婴儿长大后成为法国人，美国婴儿长大后成为美国人。即使是同一个国家，各地区的风土人情也略有不同。同样是中国人，南方的婴儿长大像南方人，北方婴儿长大像北方人。偏偏现在有一些父母，一心一意要把自己的亲生子女教养成美国人，有一点不像就不满意，非要尽力改变不可。具有这种价值取向的父母，教养出来的子女，想不做美国人事实上都很困难。

笔者有一次在荷兰的一处公园，远远看见一位年轻的黑发黄皮肤青年，待他走近时，笔者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回说父母都是。再问他会不会讲中国话？他率直地回答不会。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不会？他毫不避讳地回答：妈妈从小就禁止他说中国话。然后用手在脑袋前做了一个动作，表示妈妈的脑筋有问题。这位母亲对孩子的教养也许十分成功，可惜价值观有问题。相信子女长大以后，也会对父母的教养方式合理评估。

随着东西文化的快速交流，美国式的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科学知识与价值标准蜂拥而入，进而美国化的冲击也成为中国人近百年来的重大事件。当我们的社会贤达、地方士绅西装革履，过的是带有冷气、汽车的生活时，要想阻止我们的年轻子女进一步模仿牛仔、嬉皮，事实上十分困难。但是，美国社会的种种病态，也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而日益显露。希望我们的父母，不要以美国式标准为世界标准，更不必认为中国人要变得像美国人那样才算是现代化。唯有如此，我们的亲子关系才能够保留中华民族的特色。

阶段性调整怎样调整，固然由父母的价值观来决定，但是子女的感受也是父母必须注重的因素。谁也不是圣贤，不敢担保自己的价值观不会误导子女，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随着子女的年纪增大，逐渐减少“绝对”的观念，放宽“相对”的角度，来开阔子女的视野。

譬如教导子女听老师的话，并不是绝对的。我们首先要坚定立场，不能够攻击老师，也不应该斥责孩子，要让委屈的子女在情绪上得以发泄，有机会把心中对老师的抱怨说出来。然后，想办法帮孩子解决当前的困难，等孩子冷静下来，再探询相关的细节，以便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