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出了一点儿洋相。好在影响面儿不大，算不上什么丑闻。

他的散文开篇写道：“七月流火，在酷暑如蒸的日子里，我们争先恐后地搬进了红楼新居。”吴总编刚看个开头就噗哧一笑，呀呀，著名作家呀，第一句就出俩错儿！这篇散文难看喽。碍于情面，不能不发，就叫年轻的编辑小姐给作家王打电话，说明用词欠妥，征得同意之后，作了修改，才发表在吴总编掌管的报纸上。稿费仍然按照名家名作从优的标准发放。

可是作家王好比吃了个苍蝇那么恶心。他查了《辞海》又查《诗经》，“七月流火”的确与酷暑无关，它说的是夏朝的农历七月，黄昏看到火星西沉，天气也就渐渐变凉了。我怎么望文生义，看见“流火”就认定是热浪，而用来形容酷暑哩！还有，吴总编心眼儿忒坏，你动笔改改也就罢了，何苦还叫个小丫头片子给我打电话征求意见呢？错了就是错了嘛，谁写文章没错字儿？毛主席当年就把“着急”写成了“招急”，纯属笔误，伟人写错一个字照样是伟人！可你们当编辑的就装三孙子，愣把毛主席的错字堂而皇之地登在报上，是何用心？连个错字都不敢改，编辑部是干什么吃的？要说尊重作者，为什么不给毛泽东打电话征求意见？偏偏叫个小丫头片子给我打电话上眼药！

至于第二个错儿，吴总编心中有数，他也是新搬进红楼的居民，他知道，若干楼居民并非“争先恐后”地搬进来。只有他和作家王这些比较老实迂腐的文化人，刚拿到新居的房门钥匙就受宠若惊，慌忙乔迁，惟恐烤熟了的鸭子飞掉。而那些不怕鸭子飞掉的居民，人家才不肯慌慌张张搬入红楼呢。

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才好。作家王的这篇散文虽然头一句就出俩错儿，然而，毕竟是他首先将这栋16层高的红砖宿舍楼称作红楼的，并且得到大家的认同，都这么叫，新楼也就有了个爱称，而不用罗罗嗦嗦地叫它某某街某某号了。谁能说这不是作家王的功劳？

红楼居民一百多户--谁也说不准究竟是一百几十几户？几百几十人？

派出所负责本片的“片儿警”说不准，因为红楼楼主屈主任至今还没分两个单元住房给派出所，他们就有权暂时拒绝给新搬来的红楼居民上户口；当地粮店也说不准，你不分给他们一个单元，那就暂时不给你们转粮食关系。按常理儿，这两家掌握人口数字是最准确的，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很严格，堪称世界第一；粮票随户口由当地粮店按月发放，居民口粮定量供应，民以食为天，谁能不领粮票哩！可市政府偏偏有个规定，各单位新建的宿舍楼，都应拿出若干单元分给当地的派出所、粮店、菜站、小学校，道理很简单，你一下子增加几百口儿，必然加重了他们的工作负担，他们人手少，只能相应增加民警、店员、教师，这些人的住房不由你解决由谁解决呢？你不给房，人家就有权暂不为你服务，所以也就说不准你这红楼里究竟住了多少“化外之民”。

其实，直接领导红楼居民的本单位的屈主任也说不准，虽然他是办公室主任兼分房委员会主任，每个单元房门的钥匙都是从他手里发出去的，且有花名册、登记表、租赁合同、保证书等等一大堆文书材料，但是究竟搬进来多少家、多少人？他也搞不清楚，因为他即将高升，懒得再管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了。

具体管理红楼的小侯是屈主任的干儿子--外号房猴儿的管理员也说不准，因为不少户主都耍了小小的花招儿，张三要到手的新房竟然私自让给李四住，老干部要的房给儿子孙子住，够条件者要的房给了不够条件者居住，而且这样干的户主都比屈主任专横三分，屈主任的干儿子怎么敢惹？“就算我是姓屈的亲生儿子也不敢惹这帮大爷呀！”房猴儿只有发牢骚的份儿，发牢骚也不敢提名道姓，便说了一大堆：咳，咱们这次分房呀，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言行不一，冒名顶替，张冠李戴，暗渡陈仓，狐假虎威，瞪眼赖账，账实不符，肚皮气鼓……因此种种缘故，他也说不准这红楼居民究竟是一百几十几户？几百几十几人？咳，管他娘的，先凑合着住吧，谁也不能把谁轰到大马路上去。

房猴儿遵照他干爹屈主任的旨意，发了个“住房须知”，共计七条八款九项十宗，其中第二条第三款第四项第五宗明文规定：今年8月31日之前各户必须迁入新居，逾期不住者，视为自动放弃此次分房权利，租赁合同届时自动作废，新居另分他人。规定这个期限的理由甚多，一，还有许多不够条件进住红楼的职工等着住您腾出来的旧房呢！二，百余户红楼居民在一个月之内乔迁，屈主任和房猴儿便于管理服务，加强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