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经济之道的读书人，总是把签合同这件事想象得很神圣，脑海里会浮现出电视新闻中经常播出的场面：长桌、官员、两面插于桌上的国旗……签字人后面一般还有站着的翻译或秘书等。其实到了公元1988年，处于改革旋风中的中国土地上，那合理合法的、不合理却合法的、不合法却合理的、以致于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各类“合同”，早已铺天盖地而来，有多少仅只是一纸空文，屁事不顶，签约手续有时比借东西写收条都要简单。要严格说起来，以安文光、方惠等为甲方、以沪光出版社为乙方的这份“内部承包合同”，也不具法律效力，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事业单位在内部建制上的一种调整——多设立出一个编辑室而已。不过这个编辑室相对地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对外可以自行联系印刷发行诸类经营性业务，内部却进行独立经济核算。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以孙然为代表的一些社务委员，在审议安、方所拟之承包合同时，就特别注意了有关集资及分红的细则，先是坚持组建“动画室”的全部资金均由甲方负责，用孙然的话来说，“出版社的钱是国家的，岂能在成败未卜的情况下交给你们去冒风险？”后是对赢利的利润分配比例提出了异议：

“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孙然说，“你们要在纯利润中拿出百分之十搞红利分配，这岂不是让投资人坐享其成了？”

方惠反问道：“照社长这么说，银行里是不是也该取消利息了？储户不也是在坐享其成吗？”

孙然哼了一声：“动画编辑室能跟国家银行相提并论吗？”

这一类反唇相讥式的辩论，安文光从不参与。他很务实，只是平心静气地作解释：

“社长您说过，我们这次内部承包，只是一次探索，将来盈还是亏，成败未卜。这也就是说，投资人在经济上是担了一定的风险的。如果我们的工作有了成绩，经济上有了盈余，那么给投资人一定数额的奖励，或者叫刺激吧，这恐怕也是合理的。更何况，我们在利润分配比例上，百分之七十上交出版社贴补学术性著作，以百分之二十作编辑室发展基金，所余百分之十的数字，应该说是很小的了。另外，由于合同上规定了只有编辑室的内部成员，方可参与集资，所以集资人本身就是劳动者，利润中是包含了他们的劳动的。让劳动者劳有所得，不正是符合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吗？”

安文光这一番话不啻是一篇短论。有几个社务委员被说服了，不再持反对态度。大势所趋，孙然也只得同意把那拟就的合同先送去打印，说“如果原则上都同意了，给安文光发一份聘书”，还对阿惠说，“那样你们就可以干起来了。”

孙然的几句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成熟的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同时又实实在在地、一板一眼地显示出了他的制度观念、程序观念和等级观念。领导话不能多，少说尤显威仪，也免得暴露出思维松散逻辑混乱表达上不如下属那么严密的弱点。安文光是个不能掉以轻心的人，他比阿惠那帮子难对付多了。他是社里为数不多的美术编辑中的业务尖子，社里几套在全国书展上得奖的丛书，封面都是他设计的。那色调和图案，充分显示出他的才气灵气。他画画的功底很扎实，掌握的技法多，这些孙然心里都很清楚。孙然还知道他是瞿副总编的莫逆之交。只是他不像瞿敬宜那么英气外露，咄咄逼人。他沉着稳健，平时话不多，不像阿惠那帮子小青年说话好带刺含攻击意味，但一开口逻辑严密，显示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很难予以反驳。他那双黑眼睛如无底的深潭，自信执著之外还闪着带有穿透力的冷光。孙然见到这双眼睛就会无端地感到不自在，心底里产生一种莫名的颤栗，既好像自己欠着这年轻人的什么，也好像这年轻人要给他带来什么危险似的。有一阵子，他忽然感到这双眼睛酷似某个人，一个他曾经辜负了的人。这种联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恐惧感，令他足足三四天夜不能寐。他为此曾找了个借口查阅安文光的档案。档案上写得很清楚：安文光是个遗腹子，生父早夭，寡母姓安，一个洗衣妇，安文光是随母姓的。孙然放了心，再次面对那双黑眼睛时去了恐慌仅留下了戒备，所以当安文光把承包合同中关于分红问题的条款解释得滴水不漏之后，他也就顺水推舟地给了一个默许的态度，免得再辩论下去给自己造成难堪。十来年社长不是白当的。

事实上，安文光一经参与组建动画室，阿惠那帮人的“群龙无首”局面便结束了。在孙然等领导看来，那阿惠只可冲冲杀杀出来牵头，由她出面承包则不够格：让她“以工代干”已经够抬举她了，把个编辑室交给她，不要说是孙然，便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