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跑事件让杜湘东旷日持久地憋闷着。

虽然追回了一把枪，但玩忽职守是要记入档案的。听所长说，上面还算留了情面呢，如果不是看在事后补救的英雄行为上，定个渎职也不为过。经历了替他担心和为他欢呼之后，同事们又开始明里暗里抱怨他导致了大家停发奖金、加班整顿。在调查组进驻的那些天，杜湘东走到哪儿都觉得后脊梁骨被人戳得隐隐作痛。而更使他感到挫败的事实是：俩犯人从策划逃跑到实施逃跑，都是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的。他不是自诩比别人敬业吗？不是老觉得自己当了个管教是被“耽误”了吗？现在，反而是他结结实实地被犯人“摆”了一道。

连刘芬芳都察觉出了他的异样，一天突然对他说：“你怎么好像矮了一截？”

当时杜湘东正跟她在城里采买结婚用品。床单被褥，痰盂暖壶，还得到居委会领一本《新婚健康一百问》。他愣了愣，回答道：“一直这么高啊。”

刘芬芳踮着脚跟他比了比个头儿，嘟囔说：“有一米七五吗？不会以前穿内增高了吧。”

这个怀疑并非没有依据。过去杜湘东甭管是站是坐，都绷得肩平背直的，现在换了更挺括更合身的89式警服，人却总是佝偻着，好像躯干里缺了两根骨头。此外，以前他话就不多，那是性格和郊县的寂寞生活使然，现在又添了个毛病，就是会一阵一阵地发呆、出神。有时正在食堂窗口打菜，大铁勺往饭盆里一磕，他还在那儿愣着，心思却不知飘到哪儿去了，菜汤子淋到裤子上都不嫌烫。

这些变化来自一个心结：许文革一天没被找着，那么事儿就还不算完。但纠结也是白纠结。姚斌彬早被带离了看守所，改由市局刑警队直接羁押。出了这种恶性案件，上面自然格外重视，听说还有位大领导震怒，对局长拍了桌子。杜湘东本以为接手此案的刑警会来找自己了解情况，于是专门把姚斌彬和许文革在看守所的表现整理了一份材料，包括俩人与人打架和修机器，等等。这份材料却根本没交上去，人家连将功补过的机会都不给他。

也找所长打听过案情进展，所长表示不知情，又抽烟，转肩膀，而后说：“既然列入大案要案，那就不是所里的事儿了。或者说，承担责任归咱们，破案结案归人家。”

杜湘东说他知道。

所长叹口气：“知道你心重，但事儿过去也就过去了。”

杜湘东没说话，接过了所长递上来的结婚礼物。那是所长老婆缝的一床被罩，粉底子上游着两条大红鲤鱼，“怯”而喜庆。他明白所长的意思：日子还得过，他又刚结婚，别为了把握不了的事儿，把眼巴前的事儿给耽误了。但即便陪着刘芬芳为了结婚而忙活，他心里却还是总也定不下来，并且进城仿佛也不光是为了结婚。

拎着大包小包坐车到了宣武门内，杜湘东就站在胡同口不动了。刘芬芳还以为他紧张了呢，于是逗他：“笑一个，不会笑就学我。”好像她本人一天到晚都是笑着的。

杜湘东吭叽了会儿，对刘芬芳说：“我还得出去一趟。”

刘芬芳就把脸拉下来了：“今儿可是你结婚之前最后一次上门，我们家人都在。”

杜湘东看看表：“我办完事儿就回来……吃饭甭等我了。”

说完不管不顾，撇下刘芬芳就走。又倒了两趟公共汽车，才在市局刑警大队所在的办公楼前下车。这是重地，饶是他穿着身警服也不敢硬闯，只好按规矩填表，央求门卫往里通报一声，拜访的理由则是“看同学”。他的确有个同学在这儿，不过上学时称不上朋友，毕业后也不联系：这是因为俩人都是外地来的，学习训练都很玩儿命，成绩也差不多优秀，于是互相把对方看成了对手，暗地里一较劲就较了三年。后来还听说，当初看守所去学校要人，组织上也动员了他的那位同学，只不过同学咬紧牙关没答应，还威胁说如果去郊县，那就宁可脱警服。杜湘东突然想，要是那时自己能硬到底，而同学却先嘴软的话，那么今天门里门外，等人与被等的会不会打个颠倒呢？跟同学较劲他没输，一起跟组织较劲，他却输了。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唯有一声叹息。

正在感叹，同学就出来了，还骑着一辆摩托车，专门配给刑警队的雅马哈250。同学还是原来那副表情：脸绷得很严肃，斜眼打量杜湘东，似有三分轻蔑。

“哟，稀客。”

杜湘东努力赔个笑：“不耽误你时间，我说两句就走。”

同学却朝后座一努嘴：“反正也到饭点儿了，边吃边聊吧。”

说完轰了脚油门。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