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上有没有必要。”

姚斌彬便向杜湘东鞠了一躬：“谢谢政府。”

这天晚上杜湘东没睡好，躺在床上只是来回来去地翻腾，面朝墙感觉堵得慌，面朝桌子腿又感觉空得慌。他想到了老吴的那半瓶白酒，涌起了灌两口的冲动，但又想到一个警察是不适合当酒鬼的，也就没付诸行动。好容易挨到上班，他还是决定找一趟所长。一进门，就见所长正扯着脖子对着电话吵吵，听了两句才明白，是所里的一台吉普车打不着火了，汽修厂的人来看过，说没法修，只能报废，而所长向上面申请换车时又遇到了刁难。人家说，别的单位还缺车呢，你们一个看守所，反正也没什么出勤任务，没车就凑合吧。说得也不是没道理，可言语中流露出了轻视看守所的意思，所长就受不了了，反戗道：“看守所怎么了，看守所就是家里蹲吗？说句不好听的，假如犯人跑了，你让我们拿脚去追？”

但戗也白戗。没车，这是客观事实，更是全国上下各个系统的普遍事实。恰因如此，姚斌彬和许文革涉嫌盗窃日本皇冠发动机的案子才会被描述得那么严重。杜湘东等所长在电话里泄完愤，这才硬着头皮把姚斌彬的伤情汇报了。才刚废了一辆车，又听说废了个人的事儿，所长的脸就绷得更紧了。他不说话，先点烟，三口抽完，又转肩膀，右手牵着左肩，正反各十下，转完才说：“你说的属实？”

杜湘东道：“找了个法医先看了。”

所长说：“那你什么意见？”

杜湘东道：“要真是这种伤，所里肯定没法治。狱医老张您又不是不知道，青霉素包治百病，红药水抹哪儿哪儿灵。要不我带着犯人到城里的大医院，找个专家再看看？”

所长却问：“上哪儿看？协和还是积水潭？你要有门路，弄得到这些医院的专家号，那能不能先给我挂一个？我这膀子一疼，半边身子都动弹不了。”

吃了一瘪，杜湘东只好闭嘴。半晌才又问：“那您的意见是——”

“这俩犯人在咱们这儿待了多久？小一个月了吧？现在要求大案要案从速从严，他们的判决也快下来了，到时候就要正式移交给法院和监狱系统。这样吧，办移交的时候你写份补充材料，说明犯人有伤，到时候是该保外就医还是减轻劳动，就由其他机关酌情处理。”所长说着又点了颗烟，“我理解你的想法，人在你手里，你得对他负责，但责任分个轻重缓急，更分个力所能及和力所不能及。上面拨下来的经费就那么点儿，大伙儿的加班费和改善伙食还得靠自己创收呢，真要做手术，拿什么给他做去？”

杜湘东便说：“明白了。”说完转身就走。

所长在后面又跟了一句：“还他妈不如打仗呢，起码弹药管够。105榴弹炮，一枚炮弹就得上千，看见哪个山头有动静，先轰丫十万块钱的。”

以前也听所长讲过打仗，说的都是大动脉里的血一喷一丈多高，或者步兵脑袋让弹片削掉了一半还往前冲锋，也有狙击手锁定了一个小兵，从瞄准镜里看见人家长了俩乳房，就哆嗦着扣不动扳机了。从没想过战争也能从钱的角度理解，看来往事的面貌是多变的，取决于你眼下正在琢磨什么事儿。所长的话让杜湘东哑口无言。他出了办公室，才又想起今天是该和刘芬芳打电话的日子。俩人有个约定，再忙也得每个礼拜通一次电话。制定并强调这一原则时，刘芬芳曾说：“就是因为远，所以怕你把我忘了。”好像北京城里与郊县之间隔的是千山万水。可自从上次刘芬芳挂电话，这习惯就中断了将近一个月。不仅如此，就连再去冷库交接冰棍棍儿，也见不着刘芬芳了。换她来的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大姐，见着杜湘东就翻白眼儿：“你又怎么欺负母们芬芳了。”非要说个“又”，好像他常年都在欺负刘芬芳；非要把“我们”说成“母们”，好像在提醒他，这才是郊县人的标准口音。而一拖再拖，就把杜湘东拖毛了。他想，不管怎么样，今天得先和她说上话。

于是他没回办公室，拐到了管理科。以前打电话，大都是刘芬芳给他打，这是因为看守所里叫人接电话虽然费周折，但好歹是几十个人使一条线，不像食品公司，电话与人的比例高达二百比一。杜湘东看看表，估摸着刘芬芳已经上班，就打库房电话。果然不通，不通再打，座机转盘把手指头都磨疼了，这才插进一个空去。接电话的又是一大姐，悠着荡秋千似的腔调问他找谁，杜湘东说找刘芬芳，对方说今儿活儿紧，忙着呢，上班时间不能接电话。杜湘东便赔着小心求人家，说有急事儿。大姐说再急能有五百条猪腿的事儿急？再不入库下个礼拜保证全臭了。杜湘东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