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级别的市丞，所属吏员有三十六人。另外，还有三百石的楫棹丞负责水路的货物贸易。如果有人在市场中出售违禁物品，洛阳令有权进行查处。汉桓帝延熹年间（158-167），有人在洛阳市中出售汉顺帝陵墓中的陪葬品，洛阳令追查多天没有结果，最后才由司隶校尉将案犯抓获。市场的税收工作也是由洛阳令来负责的。必要的时候，洛阳令也对物价进行干预。

不过东汉历来没有编着针对于商业的税法，每个地方对于商人的税收都是不一致的，东汉前期还好，吏治清明，商人还好过点，到东汉末年的时候，朝堂上高官们更是只知道争权夺利，朝政由宦官把持，商人们如果不依附于世家，那在东汉真是寸步难行啊。

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早年曾经贩卖过粮食。东汉王朝建立后，并没有延续前代的重农抑商政策，基本没有给商业以太多的限制。秦汉时期商人建有专门的户籍，称为“市籍”。

在东汉，朝廷并没有出台专门针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虽说不断有人向朝廷建议对商业进行限制，但整个东汉王朝始终没有出台限制商业的措施。

比如东汉初年，桓谭向光武帝刘秀建议：“今可令诸商贾自相纠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则专役一己，不敢以货与人，事寡力弱，必归功田亩。田亩修，则谷入多而地力尽矣。”然而“书奏，不省”。光武帝根本没有理会。

不仅如此，西汉和王莽时期对商业的种种限制，东汉往往予以废除。比如各种专卖制度在东汉都被废除，整个东汉基本没有官营商业。而且一旦遇到水旱灾害，政府往往通过减免税收来鼓励商业。比如汉和帝时，“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为了满足商业活动的需要，东汉政府在建武十六年（40年）开始重新铸造五铢钱。同时在整个东汉，布帛和谷物也都充当货币。

没有了政府的限制，东汉的商人往往比较活跃，很多商人富可敌国。仲长统在《昌言》中描绘当时大商人的豪富状况，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东汉的商人是畸形的，商人们虽然富有，但是社会地位并不高，而且朝廷明文规定，商人家族出身的人是不能做官的，这未尝没有世家在里边搞鬼。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一户人家的话，那世家们就是这个家里的主人，皇帝对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协调各方的工具人罢了，百姓是他们眼里的蚂蚁，商人则是他们眼里的猪羊，养肥了再杀罢了。

除了专门的商人，社会各阶层也参与商业活动。一些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到市场上出售他们庄园的产品。根据崔寔《四民月令》的记载，粮食是汉代市场中最重要的商品。着名外戚窦宪曾凭借其政治权势染指商业，多次指使手下人前往西域购买各种内地所没有的稀缺奢侈品，以牟取暴利。

其次，一些不愿意与统治者合作的士大夫，也隐藏于市井之间，或是往来贩卖，或是为人佣赁。再次，一些普通农民到市场上出售一些农产品或家庭手工业产品，以换取油盐等生活必需品或生产工具。

不仅如此，班超再次打通丝绸之路后，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洛阳吸引了大量的西域胡商。比如梁冀飞扬跋扈之际，一个远来的胡商不慎杀了梁冀家的兔子，结果三十多人被害。

不仅西域商人，其他地区的人们也络绎不绝，云集洛阳。张衡《东京赋》中曾经说过：“北燮（xiè，调和）丁令（贝加尔湖一带的敕勒族），南谐越裳（我国西南方及相连域外的民族）。西包大秦（罗马帝国），东过乐浪（朝鲜半岛），重舌之人九译（多重辗转翻译），佥（全、都）稽（qi）首而来王（wàng）。”

洛阳城早在战国时期就是一个着名的商业都市。伴随着东汉经济的发展，洛阳城也逐渐走向繁荣。班固的《东都赋》和张衡的《东京赋》，以生动传神的笔触描写了东汉洛阳城的繁盛壮观。

天下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汇聚到洛阳城中，种类丰富，琳琅满目。首先是农产品，各种谷物、蔬菜都运到洛阳的市场上。其次是手工业产品。从崔寔的《四民月令》中可以看到，丝绸、布匹、衣物、薪炭等生活日用品，都在市场上出售。

东汉冶铁业比较发达，市场上充斥着铁制生产生活工具，甚至有百炼钢的宝刀。造纸业的发展，使纸成了价格低廉的商品，相关的笔、墨、砚、手抄书籍也有大量出售。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