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趴在用几块木板搭成的小床上，一边流泪，一边给家里写信，写了满满三页纸。这是到北京来了以后，我第一次给家里写信。第二天一看，吓了自己一跳，全是些伤感绵绵的话语。我赶紧把它撕了，要是我妈看见了这封信，没准儿着急到立马赶到北京来接我回去。

表姐走了，生活上失去了依赖。出门时带的盘缠也所剩无几。看着手中的钞票一张一张减少，自己仍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心里头的那个愁劲儿就甭提了。

按照表姐临行时的指点，我在报摊上买来一大堆报纸，《北京晚报》《招工招聘报》《北京青年报》《精品购物指南》等等，凡是上面刊登有招聘广告的报纸我都买。

我躲在小屋里，在床上摊开报纸，逐条逐条地寻找，有合意的，便记下那个单位的地址或电话号码。

然后，我拟了一份求职信，附带个人简历，复印了许多份，分别寄给这些单位。绝大部分信都是泥牛人海无消息，偶尔有回复的，跑去一看，早有人捷足先登。

想想也真是的，世界这么大，求职者多如牛毛，据报纸上说，北京市有300多万外地人口，每天有几十万人在流动。谁会耐心等待你的回音呢？

吃一堑，长一智。经得多了，慢慢我也就学乖了，估计有一线希望的单位，不再用信函联系，而是采取电话联系的方式，成就成，不成就不成，立刻知道结果。

这种方式快捷、方便，不过很费钱。占线、无人接、错号或者这个号码根本就子虚乌有等等恼人的情形姑且不提，好容易打通了，接电话的人却不管事，管事的或出差或旅游或探亲或什么什么的，一句话管总，你着急人家不着急，该干嘛的干嘛。

你就只能反复地打，直打到水落石出，一天下来，电话费得摊上拾块捌块的，比饭费还多。

说起来，对有钱的人，这点钱实在微不足道，甚至根本不叫作钱，即使对一般工薪族，在正常情况下，也算不上什么，但处于我目前的这种窘境，必须承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尽量准确地控制时间，一边说话，一边瞅着电话上的计时表，迅速及时地挂断电话。

不是小气，我不得不精打细算。此刻想起，都还让人啼笑皆非。

即使如此，我的钱包仍然一点一点瘪下去，而希望仍然遥不可及，攥着最后仅剩的一点可怜巴巴的钱，我确确实实感受到了累。

我想到了回家，买一张车票，坐上几个小时的车，我就回到了从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而将所有的烦恼遗弃在北京的滚滚红尘之中。

在收拾好行装以后，我把回家的打算告诉了远在广州的表姐，她似乎早有所料，声音平静如水。她吩咐我打开枕套看看，也许就会改变主意。

我照她的话做了，而且真的进入了一个转折。

枕套里面藏着一个漂亮的信封，信封里面有表姐留下的500块钱。在信封背面的空白处，有几行娟秀的小字：

表妹：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再坚持一下，事情也许就有转机。

留下500块钱，应急。

为你祝福！

表姐我不知道该怎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相形之下，所有的语言都显得何其苍白无力。我把表姐简短的留言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汹涌的热流滚滚翻腾。

有了表姐留下的这一笔钱，我心底踏实多了，又开始东奔西忙地找工作。我早晨六点半出门，依据事先拟定的单位名单，沿着设计好的乘车路线，挨个挨个地找，常常晚上十点多钟，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凑合着吃包方便面，脚也懒得洗，脱掉鞋，往床上一躺，顷刻便睡着了。

早春的天气，北京还很冷，好像还下了一场大雪。我穿得厚厚的，像个棉猴，依然抵挡不住寒风的侵袭。我的脚跟冻破了，直流脓水，一走路，皮鞋帮擦得我的溃处锥心地疼痛。

尽管如此艰难，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而且终于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峰回路转，被眼下我所在的这家广告公司录用了。

这家广告公司，是那天我的日程上的最后一个目标，在四处碰壁之后，我差不多已经精疲力竭，本来已经打算放弃了。

凑巧的是，如果我要回家，带引号的“家”，必须要在那儿的车站倒车。当时大约是傍晚七点多钟，天已经快黑下来了。

我偶然一转身，看见那家广告公司里灯火通明，前排玻璃墙上的公司名称异常清晰地映入我的眼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