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不行，女儿是我的心肝宝贝，谁也不能带去。除了女儿以外，强子需要什么拿什么，存款、车子、铺面、工厂，都可以给他。我要带女儿在这套房子里安安宁宁地生活。

强子说，他并不想从我这儿带走什么，也不会跟任何人结婚，他只是想换一种活法。我说，我不怪你，也许这个社会是变动的，人需要一点变动才能活出个滋味儿。等到哪一天，你想通了，我还会等你回来。

我们下了车，边走边谈。我问起强子的近况。阿梅告诉我，强子在深圳开了一家针织厂，产品专供出口。阿梅说，他还没有结婚，有时也打电话回来，问一问孩子的情况，说一些家长里短，心情比几年前平静了许多。

这时，阿梅的手机响了。她打开机，一个浑厚的声音隐隐约约飘进了我的耳孔。不用听阿梅的对话，只要瞅一眼她红润的面孔，你就能猜出对方是谁。

“他说今年有可能回来过中秋节。”说完，阿梅从皮包里取出化妆盒，照了照镜子，补了补妆。她对我笑了一下，说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有时，我都不敢照镜子，担心自己在等待中一天天红颜渐衰。

临近阿梅那间铺面门口的当儿，一个大约三四岁的小女孩跑过来叫喊着妈妈扑进了阿梅的怀抱。母女俩甜蜜地亲吻着脸颊。我马上举起照相机，摄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1998年8月8日，一个吉祥的日子，有着浪漫的天气，飘飘洒洒的一阵太阳雨过后，澄净的天空抛下一道绚丽的彩虹。

BP机欢畅的鸣响，告诉我这个信息的不同寻常。我按下阅读键，显示屏上打出如下几行字：

陈先生你是否有心情倾听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女孩的平凡的故事。

后面是联系电话。

这个乔伊斯式的长句，主人似乎是一气呵成的，中间没有任何停顿。也许是寻呼台根本没有标点服务。

我赶紧拨通那个电话，里面清晰地送来一个柔和的声音。就这样，阿梅像一首诗，带着都市清晨的旋律飘进了我的视野。

由于寻呼台统称男性为先生，女性为女士，所以阿梅在我的BP机上的身份显示是阿梅女士，但是，从留言的内容和电话里的声音判断，我猜想她一定是那种在阳光底下捕捉蜻蜓的小女孩。

不一会，我来到阿梅约定的地点，红领巾公园的六角亭。亭上空无一人。只有岸边的垂柳正对着明澈的湖水依依梳妆。树丛间的幼蝉，用它那稚嫩的歌喉炫耀着幸福的童年。

我禁不住怅然若失，准备转身离开，蓦然，一道亮丽的风景，扑进了我的眼帘。

在连接湖心岛的一座石拱桥上，一位身着紫色长裙的少女，正斜倚着白色大理石的栏杆向这边望，纤尘不染的蓝天宛若一幅巨大的背景向远方展开。

阿梅，正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女孩，娇小的身材，圆圆的脸蛋，天真无邪的笑容，看上去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

她问我，咱俩又没有什么特殊的约定，你怎么能够肯定桥上的女孩就是我？我说跟着感觉走。她几乎调皮地一笑，狡黠地反诘，干你们这一行的都那么相信自己的直觉吗？我点点头。回答：至少我是。

阿梅告诉我，在看见了出版社的征稿启事以后，她再三犹豫，要不要向一个陌生人倾诉自己内心的秘密。最终，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占了上风，于是便有了我们的这次相见。

我对她的决定深感欣慰。在这个急功近利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乏交流和沟通，追求生活美好的愿望已把人弄得头晕目眩。

一进入正式的谈话，我发觉阿梅是一位讲故事的能手，她表情平静，有条不紊的叙述如行云流水。

一个极其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北京。那是去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大概是正月十五吧，你说为什么对这个日子记得那么清楚？我说给你听，第一，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印象特别深刻；第二，这一天是元宵节，我妈亲手做了好多元宵，圆圆的，白白的，有豆沙，也有黑芝麻，里面搁些冰糖、猪油，吃起来又香又糯，味道倍儿棒。

我和我姨表姐各吃了一大盘，还用塑料袋包了一袋，然后，我们才兴高采烈地结伴出门，表姐已经在外面打了好几年工，这一次是要到北京的国际文化学校学习英语。她老想出国，但不懂外语不行，出去了活受罪。

我哩，没考上大学，在家闲着没事干，寻思着跟她出去遛一遛弯儿，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兴致好，多玩几天，要是没什么意思，立马打道回府。

我跟你说过吗？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