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鸿儒和聂涛匆忙地离开了枫树驿，在回家的路上，鸿儒的脑海里始终萦绕着咏莲的话。他觉得没有理由反驳她说的那些东西，甚至认为她说得很对，但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一方面认为这样的话总与他脑海里定位的纤纤弱女子不相符，有种莫名其妙的疏远感，还有就是他有一种自卑感。这样的道理居然自己不懂，还用得着一个女孩子来指教。

女人嘛，做到听男人的话，守礼节，相夫教子就可以了，男人不就是保护女人的吗？这国家大事还要女人操心过问？那做男人还有什么兴头呢？也不知道是县城里的学堂教些什么鬼东西，把女人都教成这样了。

特别是去和张老辞行时，这个让他敬重的师傅也是未来岳父的帮会首领。好象知道聂涛来喊他回去是怎么回事似的，看似平常却也感觉到有几分严峻。

张楚豪在枫林渡这一地带经营多年，由于这里紧靠湘粤官道，自然南北货运的事情都被他掌控着。干这个营生自然不会象谢印堂他们那样放肆，所以他与官府有很深的人脉。过往客商也在贸易物流的同时，传递着全国各地的大小时事，信息也是很灵通的。与谢家不同的是，他不象谢印朝那样靠打打杀杀挣地盘，他与谢印堂也是因为帮会争斗相识的。

本来长沙与衡阳相隔的这一带帮会多于牛毛。老百姓又赶上了灾年或政局混乱，纷纷组织各类小帮派。还在清朝末年时期就有湖南哥老会了，是由明末清初爱国人士顾炎武开创的。他在江南创立了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秘密组织。

哥老会主要流传于长江中下游各省。经过上百年随着时代的演变，这些组织由主要的对抗朝庭的封建思想演变成反抗政府。由于清政府经过有效的政治和文化管理，国家机器已纳入正常轨道。经过大革命和国民政府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民主运动先驱孙中山先生曾派毕永节等人来湘策划起义，由于众多原因起义没有成功。

早期革命先驱黄兴也创立了一个“兴华会”的组织，他们这些组织都得了这些地方小帮会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没有哥老会在湖湘的活动，这些小帮会也是很难成气候的，他们都是打着一些所谓时尚进步的口号，随便扯上一面只怕自己都不太明白的大旗就成了一帮一派了。这也形成了当时湖湘的一种隐型的政治力量，繁杂纷乱的帮会势力对时政造成不小的影响力。

这种无序的帮会难免会因为各自的利益互相争斗，淘到最后必然是强势的一方吞并和消除弱小的一方，这张楚豪便是其中之一了。

从枫林渡官道往青龙镇的路上，有一处地势极为险恶的地方，这就是野鸡峪。

这野鸡峪四面都是青石壁，怪石突兀的山冈杂乱地耸立于松柏丛中。如果商贾们从官道转入川滇方向，那野鸡峪下这条蜿蜒的小路就是必经之道了。山峪中段的鸡冠崖更是险要，山崖上的怪石都伸到小道上了，站在崖上往下看，这条小道就象一条黄白色的蚯蚓一样弯曲地在山下蠕动似的。

多年前谢印朝就是在这个地方起家的，山腰上那几间房子就是他的老巢。正因为有了这个天然的立足点，“红缨会”当初才发达壮大起来。

只是这个地方虽然险要，却不适合日益壮大的人马驻扎生息，加之这毕竟不是主要官道，也不能见着人都抢，就是正常地收过路费也糊不了这么多兄弟的口。谢印朝才把青龙坳的土匪平了便占了那块地方。野鸡坳的山寨就这样废弃了。

本来谢鸿儒和聂涛走在这样的山道上，心情是极为平常的，这里再怎么险恶却也象是在自家的院子里走动一样，可当他们俩人走到鸡冠冈下时，巨石下面却赫然挂着两道绳索横在路上。

谢鸿儒勒住马头，惊异地回头张望。他知道这是江湖上挡道勒财的套路，只要前面出现这样的拦马绳索，那后面的路也肯定封住了，不要指望能顺利地折回去的。

不等谢鸿儒开口，聂涛从腰里抽出“快慢机”便大声吆喝起来：“哪位兄弟违反老爷的规矩，乱加路赏营生”

谢鸿儒确实觉得有点奇怪，自从父亲与张楚豪搞好了关系后，这剪径设卡的事“红缨会”就不搞了。因为在这里货运营生基本都与“飞鹰堂”有关系的。商贾们只要得到“飞鹰堂”的号牌，那在这里就不会有人再来打搅的了。

及使“红缨会”与“飞鹰堂”两个帮会关系好，又有鸿儒和玉莲这俩人的关系。可张楚豪每年也会很规矩地送上仪筹给“红缨会”，这是道上的规矩。江湖中人必须讲个诚信才能混的，怎么现在会在这里设卡呢？按理说要设卡这样大的事父亲一定会跟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