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安平在箭楼子里住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司马台村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从北京又发来了一位下放干部陆钧。虽然都是“发配”，而且是“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的论调儿占据统治地位，但这下放干部毕竟跟下放户有所不同。首先，陆钧是共产党员，有资格参加司马台总共七名党员的支部会，因此，全村贫下中农心里都纳闷儿：从来都是党员领导贫下中农，怎么这个戴眼镜的党员反倒要接受咱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不对劲儿啊，没准儿搞的又是“微服私访”、“扎根串连”那一套老把戏，今日假装谦虚，等他摸透了咱们贫下中农的底细，干部有没有多吃多占？民兵连长有没有捆人打人？生产队有没有瞒产私分？治保委员查夜的时候有没有调戏地主女儿？社员家的自留地有没有超标多留？有没有社员赶集上店偷卖粮棉油？养两口猪和十只鸡以上的社员户那饲料粮从何而来？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有没有外出跑运输挣钱“脱轨转向”？新开垦的荒地有没有瞒亩虚报、私种“黑田”的？果粮间作的北坡地有没有养树欺粮、对“以粮为纲”阳奉阴违的？社员户有没有预支借支集体粮款“损公肥私”又拒绝“破产还债”的？好哇，等这位戴眼镜的白面书生摸准了咱的穴位、脉搏，他从下放干部摇身一变就是工作组，就是“四清”工作队员，揪住辫子下家伙，到那时候他可就不再虚心接受咱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喽！如此这般眼目下，咱还是不要“教育”他为妙。您听，这位陆眼镜在见面会上说的什么？“教育者先受教育”，“要当先生先当学生”，那您到底是先生还是学生呢？算啦，文化人说话云遮雾罩，弯弯绕，咱贫下中农听不懂，可也不能随便让您把咱绕进去！其次，陆眼镜干农活儿二把刀，可他干好干坏工资照拿，一分不少，还每月四天公假，急溜儿的进城回家，这跟下放户也大不一样。所以社员们便给下放干部编了一套顺口溜：穿得破、吃得好，说得多、干得少，一人一块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进城理发又洗澡。这顺口溜还可以接茬儿往下编。因为当时北京郊区二百七十六个公社、四千多个生产大队、一万多个生产队，几乎队队都有下放干部。大村十多位，七八位，小村三五位，司马台村又小又穷，仅仅接待了陆眼镜一位。而且贫下中农对下放干部的判断基本不错--他们只劳动（接受“再教育”）了一年多，就在那场“一打三反”的运动中全数摇身一变而成了宣传队，反过头来“割资本主义尾巴”了。

戴眼镜的陆钧是位文学编辑，当年只有三十八岁，经验阅历较浅，书生气十足，一人进村孤零零的，既没有预见到一年之后的“摇身一变”，也没有看到司马台村有什么资本主义倾向--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实在是太穷了，压根儿没有“资本”，何谈资本主义呢？当娘的听见母鸡咯咯一叫，就赶紧去鸡窝里摸出个蛋来，叫孩子双手捧着，小心翼翼，趁热乎送到供销店去换半斤粗盐，或者三盒取灯（火柴），以物易物，这就是社员与社会之间最常见的商品交换。金融、资本、利润、货币流通等等一切现代经济学的名词在这儿统统无用，大学毕业的陆眼镜只觉得眼睛湿润了，却说不出这鸡蛋换盐究竟属于什么主义？因此，当他“摇身一变”之后，也没有去割谁的“尾巴”。

陆眼镜进村头一年，处于“傻吃、傻睡、傻干活儿”的朦胧状态，大脑宁静加空白，连一首朦胧诗都没写过。第二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宣传队员，常被公社召去开会，汇报敌情，他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被认为“思想右倾”，至少是“思想懒惰”。此时，生产队的干部也对他存了戒心，怕他争当积极分子，“好大喜功”，乱割“尾巴”，所以敬而远之，连生产队长也不给他派活儿了。

陆钧处于这种上下对他都不信任、不喜欢的时刻，才与怪老头儿交上了朋友。

他二人相识的起因就很怪。陆钧在村里吃的是“派饭”，住的是“派房”--生产队长指派的一户贫农家里。唯一的困难是无法适应那个厕所--当地叫“漏茅房”，不但上边漏天，下边还跟猪圈连为一体，你刚蹲下，那只猪就过来张嘴等着了……陆眼镜大恐而逃。每天都去长城的墙根底下方便。最早发现他这个秘密的是任安平。他又多了一个捡粪的处所。这天，任安平在此捡了个钱包，毫无疑问是陆眼镜掉的，便主动送还给他。

“您！我真得谢谢您啦……这里边有我刚领的一个月工资，还有……嗐，我太粗心，您不送来我还没发现呢！我明天一大早儿就回北京，回家送工资去，那时候，还不把全家都急坏了哇！我怎么谢您才好呢？”

陆钧当场取出一半（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