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是个文学编辑，出版社都散摊儿了，他不走也得走。下放到了密云县古北口迤东的司马台村。工资、档案、户口都由军代表直接转给了公社。只因为司马台是个很小的村庄，没有房子腾给下放干部和家属们住，妈妈带着我才暂时留在了城里。”

当时，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头文件”规定得很严厉，谢富治先生也讲得极其明白：为了照顾广大下放干部的生活困难，插队落户的头一年工资照发，此后，一律取消工资，去当货真价实的农民--挣工分过日子。谢富治先生身披一件军大衣，从首都体育馆主席台的座位上跳将起来，对着万名下放干部慷慨激昂地大声问道：“贫下中农从小就当农民，当到白发苍苍还是个农民！为甚么你们一旦当了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就不能下去挣工分当农民呢？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只有把家属和城市户口全都带下乡去，并且取消工资，靠体力劳动挣工分过日子，才能体会到贫下中农的疾苦，才能真正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才能焕发革命的青春，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听明白，我说的是回到革命队伍，并没有说回到干部队伍，回到城里来！”

台下响起了一阵阵口号声，无非是坚决执行“最高指标”之类的豪言壮语。许多人在军代表的率领下振臂高呼。有些人拼命呼喊，目的是让军代表听见看见，相信他的革命觉悟比别的下放干部高，以便将他下放到平原村，较富裕的村，靠县城、靠集镇、靠公路近一点儿的农村，让自己和老婆孩子少吃些苦。

跟着大家一块喊口号的文学编辑陆钧--陆晓丹的父亲，书生气十足，革命觉悟较低，对谢富治先生的“动员”报告有抵触情绪，口号喊得不响亮，干涩的眼眶里也没有充满激动的泪水，大概是被军代表看出来了吧，这才给以充分“照顾”，提供一个艰苦磨练的机会，下放到离城最远、条件最差，又穷又小、紧挨在长城脚下的山村司马台。

陆晓丹苦笑了一下，解释道：“北京市的干部只能在北京市管辖的郊区县插队，不像中央单位的干部那样可以下放到外省去，所以，再远，也还是比较近的。我父亲下放的小山村司马台，相对来说，离北京城很远，但是，离万里长城很近。”

就是在司马台，在这段并不古老的长城脚下，陆钧认识了一位被“监督劳动”的怪老头儿，并且与他交上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