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素梅横过山东路，拐一个弯又穿过了车水马龙的福州路，进入杏花楼隔壁一家门面极小的储蓄所。她打开网袋的结，从里面拿出了一个信封。又从信封里取出五张定活两便存单，递给营业员。

“都取出来，谢谢。”她说。

营业员扫了一眼存单，抬头又瞄了她一眼。一扫一瞄之间有个判断过程：老太太是不是贼或骗子，这笔巨款是不是她的。安素梅个子很小，露出柜台的只是一张苍白的脸，洁净的面庞上有着很黑的眉和很黑的眼睛，鼻梁挺直，嘴唇薄薄地紧抿着。头发有点稀疏了，但依然黑，没烫过，直直地往后梳去，用两个铁夹子在脑后夹住，干净利落。她在接受营业员的扫描透视时泰然自若，不由得他不收回那道犀利的目光，扔出了一块铜牌。

“再有一个月就都满一年了，利息不要了？”营业员还是免不了要发问。

定活两者之间的利率相差很大，精明的上海人向来是比较计较的。老太太的确有点反常。

“急用呢！”安素梅笑一笑，转身坐到一张长凳上，耐心地等柜台里把钞票点出来。

这只是一笔小数目。她下一步是到另一家城市信用社去文取数倍于此的款子。网兜内的信封里，装着一本她个人开户的支票簿。

上海是藏龙卧虎之地。

小街陋巷里有多少像安素梅这样些不起眼却腰缠万贯的老头老太太。许多人一辈子过得像垃圾瘪三一样，死后却被人发现在烂棉絮里、破棕棚下、硬梆梆的枕头芯内或坏了的台钟座下藏了价值万千的金银财宝。不是所有的上海人都追求虚荣、好扎台型、喜欢打肿了脸充胖子，还有不少上海人擅长于藏富掖富装穷哭穷，所以那种“能挣会花”甚至“不能挣却能花”的超前消费风，在某些上海人心上掀不起浪。安素梅自1955年带了儿子小光住进山东路永安弄，三十年中孤儿寡母在过街楼上苦度光阴，左邻右舍顶多凭感觉认识到对她不可轻侮，但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她所拥有的资产竟超过了十个万元户。

安素梅取出这笔款子，是供儿子安文光投资“动画编辑室”的。如果那份承包合同今天签下来了，承包人就必须在三天之内将总数三万元的承包基金划入沪光出版社所属的专用帐户。

“我们可以拿出一半。”儿子开口索讨那天，她说。

“阿惠他们都困难呢！”

“让他们每个人都多少凑一点，有点压力也就有责任心，干起来才齐心。”

“二万吧？”

“也可以。你怎么跟阿惠他们说的？这么大数目。”

“当然说是向亲戚借的。有压力才有责任心嘛。”

儿子不是败家子，她放心；儿子也不是守财奴，她满意。

儿子跟她一起过过用鞋盒子装米、用豆腐渣拌饭，以一碗炒过的盐作下粥菜的穷日子。

儿子十二岁时虽然长得瘦小，一双黑眼睛却已经时时从里往外直冒成熟的冷光了。有一日他背了书包上学去，刚出弄口，被一个女人喊住了。那女人扔给他一双臭袜子，吩咐他送回家去，“叫你娘洗干净点！”她嗑着瓜子说，“月底结帐我多付五分钱。”儿子奔上楼，扔下袜子，扑到床上把脸埋进了枕头。抬起头来时那黑眼睛里并没有泪水，却从此有了一般寒气。

十年前母子俩接到了区民政厅的通知。数以万计的遗产归属于他们了。还有许多可称稀世珍宝的名画。儿子陪着她去签领。淡淡地、稳稳地、理所当然地、好像不过是去邮局领回一小笔汇款。所有的名画统统捐献给了上海美术馆，唯一的要求是不张扬不宣传。只拿回了两幅泼墨山水，那作者是留下了这笔遗产的人——儿子的嫡亲外公外婆，自己那曾经断然决然割断亲情的父母双亲。

只有一生中既领略过恨不能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滋味、又有过钱财来去如流水般经历的人，才能像她和她儿子一样，真正懂得把钱用在刀口上而毫不心痛。

她毫不犹豫地支持儿子参与组建并承包“动画编辑室”。

她不是那种只在物质生活上给孩子以无微不至关怀的“马大嫂”，她三十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追求与儿子精神上的和谐与同步。她对儿子的事业有强烈的参与意识。

“阿惠是一个可以共事的人。”她对安文光说。

“是吗？”儿子不免有点诧异，“她在弄堂里的名声……未见得很好。”

她笑了，“还不是因为她那两年待业时，卖过外烟，朋友又多……世俗陋见而已。”

她于是告诉儿子一件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