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来形容也不夸张。

只不过，双方之间的秘密谈判一开始进行的并不顺利。

新四军某师高层代表提出的要求是：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的所有人都放下武器离开古昌县城，古昌县城内的日军由新四军某师第15旅和第二纵队负责解决，等新四军某师第15旅和第二纵队主动撤出古昌县城之后，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才能回到古昌县城，期间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不得作出任何敌对的行为，否则视为毁约。

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高层代表提出的要求是：新四军某师第15旅和第二纵队解除对古昌县城的围困并撤回根据地，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提供一批非军用物资作为答谢。

将双方提出的条件进行对比，显然分歧太大。

汪清海固然希望与新四军某师方面停战不假，但他更多只是想拖延时间而已，一旦华中地区的侵华日军和汪伪高层派出援军抵达古昌县的城外，汪清海绝对会翻脸毁约。

同样，新四军某师高层也不傻，如果不是卢文平通过池凌波提出了“一步一步将汪清海拖下水”的这个方案，他们早就将汪清海所写那封“请求停战”的信的内容公开了，这样做至少能让华中地区的侵华日军和汪伪高层对以汪清海为首的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产生怀疑，从而为新四军某师第15旅和第二纵队攻打古昌县城、彻底歼灭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的军事行动多争取好几天的时间。

眼看这场秘密谈判即将破裂、双方就要不欢而散，以新四军某师第二纵队参谋身份参与进来的卢文平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新四军某师第15旅和第二纵队停止对古昌县城的进攻，至于是暂时还是长期就看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的表现；而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这边，除了要移交一批除武器弹药以外的军用物资，还有就是暗中协助新四军某师消灭驻守古阳县的汪伪“黄卫军”。

这支被命名为“黄卫军”的汪伪部队，是由一个名字叫熊东建的前军统人员，在侵华日军和汪伪集团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熊东建，今年四十多岁，身上还带有一股军人的气息。此人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既是占领古星地区日军的宪兵本队总队长美座聡太（军衔是少将）的学生，又与占领古星地区日军的宪兵本队下属特别高等jing察课（简称“特高课”）课长本清正雄是同学。

回国之后，熊东建先是在一支老蒋的非嫡系部队当中担任参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加入军统，曾担任忠义救guo军别动总队（军统旗下的一支武装）淞沪特遣支队的司令，后担任常、嘉、太、昆、青、松六县的游击司令，在苏、常一带抗击日军。虽然不说战功赫赫，但也算是一位小有名气的抗日将军。

然而，1939年3月，熊东建在上海筹集军费的时候被捕，一直表现得很有气节，直到1941年年初的时候突然答应与日军合作。由于熊东建是占领古星地区日军的宪兵本队总队长美座聡太的学生，在古星能获得更多的支持，因此来到古星组建所谓的“黄卫军”。

“黄卫军”成立之初，就将当时的汪伪zheng保局一处全体人员（都是被俘之后叛变的前军统人员）调了过去，担任中下级军官，其中就包括当时担任汪伪zheng保局一处处长的杜华山（同时也是原军统古星区区长邓湘涛在汪伪zheng保局内部发展的一个情报员）。为此，汪伪zheng保局的局长李邦藩（柳叶一郎）不得不将汪伪zheng保局的行动队一分为二，才让汪伪zheng保局一处的架子维持着没有倒下。可以说，熊东建从一开始就没有给李邦藩（柳叶一郎）留下好印象。

从表面上看，“黄卫军”是一支不折不扣投靠了日寇的伪军。但实际上，“黄卫军”可以看做是军统、汪伪和侵华日军之间一次心照不宣的秘密合作，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对付活跃在古星市东面的新四军游击队，因此一直驻扎在古星市东面的古阳县，与驻扎在古昌县的汪伪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互为犄角，分两个方向拱卫古星这个位于华中地区的重要城市。

尽管“黄卫军”与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同属于汪伪集团，但这两支部队高层之间的矛盾几乎是公开化的。

原因是“黄卫军”刚刚成立的时候，就在侵华日军和汪伪集团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古阳县城这个地盘，将之前驻守在这的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第118团（重新组建的）给撵走了。兵员方面，熊东建更是仗着有人撑腰强行让华中地区自卫军第六师拿出了大约六百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