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疫情的严重性老百姓们必须花好几天工夫才有可能认识到，在巴拿马，所有人的处境是毫无回旋余地的；“妥协”、“特殊照顾”和“例外情况”这些字眼已经失去意义了。连写信这样的微小要求都遭到拒绝，不予满足。

一方面，这个城市已经没有通常的交通手段可以同巴拿马其他地方联系；另一方面，一道道新的通令禁止同外界作任何通讯交往，其中就包括邮递，以防止信件成为传染的媒介。

即使是负责守卫城门的警察也有一个认识疫情的过程。一开始，几个走运的人还能去城门口向守卫的警察要求通融，一些守卫的警察遇到熟悉的人，也同意他们向城外发出信件甚至是出城。

当时是瘟疫流行的最初几天，这些警察还会沾沾自喜，会认为自己受同情心驱使是自然的事，自己做了一件好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随着总督府的命令越来越严厉，再加上督查的力度越来越大。那些个警察已完全相信情况危急，因此拒绝承担他们难以估量其大小的责任。

一开始还允许长途电话通讯，各公用电话亭挤得水泄不通，长话占线也十分严重，以至有几天完全停止了通话。后来又严格加以限制，只能在死亡、出生和婚姻等所谓紧急情况之下才能通话。事实上，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几天后，公用电话亭已经全部停用。

这时候，电报就成了人们惟一能找到的通讯手段。那些由理解、爱情和肉体连在一起的人们，只好从十几个字的电报的字里行间去寻找昔日的心迹。其实，电报上能用的套语很快就用尽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或痛苦的热恋只能匆忙地概括在定期交换的诸如“我好，想你，爱你，保重自己”等习惯用语里。

不过，也有一些倔强的老百姓当中有些人还在坚持写信，为了和外界保持通讯联系，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设想计策，但事实总证明那都是幻想。即使某些人设想的某些办法成功了，那些信件也下落不明，因为对方仍杳无音信。

有好几个周里，人们不得不一再重写同一封信，重抄同样的消息，同样的呼唤，这一来，一段时间过后，原本出自肺腑的话语竟变得空空洞洞了。但人们仍旧不由自主地抄了又抄，总想通过那些毫无生气的句子提供自己亲人艰难生活的音讯。末了，所有人才终于意识到，与顽固而又毫无结果的独白和同墙壁枯燥无味的聊天相比，电报的格式化的呼唤似乎更为可取。

一些硬闯关卡的人被开枪警告，甚至有人被逮捕。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谁也出不了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时，人们才想到去打听在瘟疫之前出门的人是否能够返回。总督府防疫指挥部经过几天的考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但又明确指出，返回的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出城；他们可以自由来，却不能自由离去。

就这样，仍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家庭轻率对待局势，置谨慎于不顾，只凭亲人团聚的愿望而请他们借机返回。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

在疫情发展最严重的时刻，出现了一桩桩人类感情战胜惨死恐惧的事例。出人意料的是，并非一对情侣在热恋中超越痛苦而生死与共，在此之前，那些个夫妻十有八九不敢肯定是否对他们的结合感到满意。然而，这次突然而漫长的离别使他们明确认识到，如异地分居，他们将无法生活；而与这突然揭示出来的事实相比，鼠疫就不算什么了。

理智不一定能战胜感情，有时候，人类依然是感情的动物。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大明老百姓过去其实是不善于表达感情的，感情生活其实很简单，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多少甜言蜜语。不过现在却正在改变面貌。过去完全相互信任的夫妻和情侣都发现自己现在生怕失去对方。

有些男人昔日自信在爱情上朝三暮四，现在也重新忠贞不渝了。从前在母亲身边生活的儿子很少注视过她，如今在勾起他们回想联翩的母亲脸上的皱纹里却注入了他们全部的关切和悔恨。这种骤然的、全面的、前途渺茫的离别使我们无所适从，成天追忆那近如昨日却恍如隔世的音容笑貌而无力自拔。事实上，疫情其间的人们经受着双重的痛苦，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然后是想像中的远方亲人儿子、妻子或情人饱受的痛苦。

如果环境不同，大明百姓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眼下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

空空荡荡的大街上，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在漫无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