谝什么，一谝就是半天，倒把正事都丢在了一边。

现在却不一样，官员们不管有事无事，都在自己的值房里正襟危坐，既不串门，也不交头接耳。更有那些在肥缺上或者在要紧衙门里当值的显官，往日里神气得不得了，见了人像只大肥鹅一样头昂到半天，如今也缩了气儿软了脖子，逢人打招呼都成了笑脸菩萨。

这一切变化，皆因京察的圣旨既出，两京官员无论大小都得考虑自己的升降去留。在这关乎前途命运的非常时期，谁能不着急？谁又还有闲心插科打诨说笑话？

连前些时因王守仁讲经筵”四民平等”的演讲引发的风波，也似乎销声匿迹。本来许多官员们大发牢骚，甚至有的人蠢蠢欲动想闹事，如今也都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所以，前头说的乱，是乱在两京官员的心里头。究其因，官员们的慌乱主要是心中没有底。

谁都知道皇上并不直接参与京察具体过程，真正决定众官员命运的还是新任首辅李东阳。这种情势下，针对李东阳的各种各样的猜测纷纷出笼不胫而走。

譬如新阁老礼部尚书焦芳与掌院都御史刘宇的担心、六科廊言官的分析，甚至更有危言耸听者，梁储都不知听了多少。因为两人儒学理念上的不同，梁储与李东阳并无深交，但毕竟同在朝中多年，特别是在前两年任兵部尚书期间，与内阁中分管户部和兵部的李东阳有着较多的接触。

他对李东阳的深沉练达的行事风格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虽然不敢保证李东阳不会利用京察排除异己，但他更认为李东阳这一举措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他，两京稍有资历的官员都应该清楚。

话要说回到弘治十一年，刚入阁不到半年的李东阳在当时内阁四名辅臣中位居末次，就向弘治皇帝上了一道《整肃纲纪六事疏》。

开篇就讲“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采择”。

接着，李东阳便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希望皇上能够“审时度势、更化宜民”。

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推行改革，改变自正统、成化两朝积留下来的吏治腐败、法令不行、国库枯竭、武备废弛，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农民破产，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

在这篇洋洋万言的《整肃纲纪六事疏》中，李东阳对拨乱反正弘治皇帝充满了期望。他惟愿弘治皇帝能够像成汤那样做一代英主明君，他自己也做好了准备当一个辅佐成汤成就霸业的伊尹。

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当时他还没有获得弘治皇帝的绝对信赖，同时李东阳前面还有刘健、马文升、刘大夏、谢迁等素有名望雍容进退的老臣，所以，一切大权还轮不到他这位当时年仅五十岁的末辅作主。

鉴于这些原因，弘治皇帝收到《整肃纲纪六事疏》后，只是敷衍式的嘉奖。他的朱批“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该部院看议行”，只是一纸空文，国家政治局面依然是水行旧路没有多大改变。但是，李东阳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气馁。

当伊尹霍光这样的名臣良相是他毕生的政治抱负，他继续兢兢业业，一如既往地以超乎常人的忍耐等待机会的出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初，刘健丁忧致仕，李东阳在云台问对后，终于荣膺阁揆之职，把握住这次一展抱负的机会。

……

梁储迷迷瞪瞪这么一路想来，忽然感到轿子缓了下来，睁眼一看，只见轿夫们正在磨轿杠准备折向吏部衙门所在的富贵街，他赶紧蹬了一下轿板，掀帘叫道“不要磨了，径直去内阁。”

听说梁储乘轿来访，李东阳赶紧丢下手头事情，走到内阁门口迎接。梁储是那种表面谦和内心倔强的人，刘健任首辅期间，他竟没有到内阁一次。

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要事磋商，往往是刘健屈驾到兵部会议。好在兵部一直由当时的内阁三辅刘大夏分管，刘健也省了许多尴尬。

那时候，李东阳虽然官职上比梁储高，但梁储是老资格，无论朝野人望都重，因此在梁储面前总是表现谦恭，每次相见都执晚生礼，可比当年刘健霸道又目中无人要强多了。梁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中对李东阳却有着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就不会亲自来内阁拜访。

粱储在内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