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逢喜事精神爽，在朱祐樘的领衔下，三人上演了一番君臣相宜。皇帝请两位重臣落座，继续讨论国事。李东阳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言道：

“皇上，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皇上登极以来，拨乱反正，整治吏治。虚心纳谏，鼓励广开言路的风气，亲近大臣，远离小人，勤于政事，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幸。

自弘治年来，臣等每有建议，皇上都虚心采纳，并颁旨例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等才能审事量权，揣情谋断。

且喜今日，普天之下，百端补治清慎勤明的吏治新局面已经出现。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还不是盛世，因为，时下国家的财政，尚在非常艰难的境地。”

朱祐樘听到李东阳前面把自己夸成了一朵花，正兀自得意，后面李东阳话风一转，又提出了财政问题，不由皱了皱眉问道：“如何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想必宾之先生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臣自弘治十一年入阁担任辅臣，就一直关注财政问题，”李东阳怕说啰嗦了皇上不耐烦，故尽量言简意赅，“江南三大政，漕政、盐政、河政，都是财政，北边之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方才目臣提及的子粒田问题，就更是财政了。天下田亩，额有定数，显而易见，勋贵手中多一亩子粒田，朝廷就少一亩田赋。

臣算过，如果仅从宗室所有勋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交国家，朝廷就多了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这相当于三边总制麾下十万将士一年的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勋田都如此办理，则北方九边的军费几可解决一半。”

“有这么多吗？”朱祐樘问。

“臣认真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

朱祐樘缄口不言，心中立刻盘算起来，当政这么多年，虽然有了些起色，但朝廷的度支依旧很艰难，总是捉襟见肘。他也知道这是帝国的财政出了问题。

问题出在哪儿？简单一句话：该交税的人没交税，不该交税的人交到倾家荡产。该工作的人不工作，不该工作的人累到吐血，国家该收的税收不上来，不该收的税收了太多，说到底，还是一个政策问题。

可是按照今天刘健和李东阳的奏对，这次改善财政打算拿那些皇亲国戚和勋贵开刀，这里面的关系何其复杂，岂可一蹴而就？再说盐税改革尚未彻底完成，已经损害了很多既得利益者，如果立刻把矛头指向皇亲国戚和勋贵，恐怕国家会乱起来。

不说远的，最让他头痛的就是张皇后的娘家，寿宁侯张鹤龄兄弟这些年来，巧取豪夺，兼并了多少土地，他也有所耳闻，虽然几次想要整治，但他总是过不了张皇后那一关。

如果按照内阁提出的建议要进行财政改革，第一步势必要清理田亩。拿出来祭旗的必定是张皇后的娘家，想到这里，他又有些犹豫起来，不得不慎重考虑。罢了，饭还是一口口吃，暂时先放一放吧。

主意既定，朱祐樘便对两人说：“两位都是朕的肱骨之臣，心忧财政，本是替朕操心，增加国库收入。唉，一个丁门小户的人家，打开门来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大事，何况一个国家？手上没有银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

不过嘛！两位爱卿做事不能太过操切，凡事还是要有个度。朕看这份财政改革计划过于激进了，有些做法还待商榷，不能一棍子打死，否则会让功勋子弟寒心的。这样吧，这事情让朕仔细思量一下。你们也回去让户部拟本送呈上来，到时候再议，如何？”

刘健见朱祐樘态度敷衍，打起了太极。心中一急便脱口而出：“皇上，财政国之大事，岂可如此敷衍？您这样畏手畏脚，如何能够中兴大明？”

朱祐樘知道他性急，倒也不介意，只是摆摆手说道：“希贤啊，汝言重了！任何新的政策实施推动还需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朕尝闻谋而后动，思而后定，如今盐税改革刚刚初见成效，现在又马上推出子粒田税，是否合适呢？

今年盐税不是提高了两百万两银子吗？这说明还有成长的空间。盐改尚未彻底地完成，马上又推出一个子粒田税，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影响到盐税改革。朕以为朝廷需要的是政局稳定，太激进了反而适得其反。

这份提案是出自礼部丘濬之手吧，他的《大学衍义补》朕也看了，的确很有见地。只可惜，他提出的财政改革方案也是过于操切了，朕不取也。

两位爱卿，朕心里也急，朕还在做太子的时候，就知道大明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步改革